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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吉社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对中美两国而言,如果能在关键领域达成基本共识,在现有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最终达成一个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贸分歧,但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就形成了中美新的动态平衡。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虽已无法规避,但双方都应避免滑向恶性竞争;中美之间的分歧难以消除,但应确保分歧可控,双边关系总体维持稳定;中美应在政治上互不干涉,在发展模式上竞争共存,在军事安全问题上防范对抗。然而这种大致稳定的状态是等不来的,需要凭着战略远见,通过大胆博弈和艰苦斗争争取而来。

张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执行院长

在美国与中国进行科技脱钩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公司——甚至美国公司自己——也会选择与美国政策脱钩。美国对华科技战的难处和限度即在于此。科技战一旦升级到一定的烈度,美国企业的业绩和科研创新将下滑,拖累美国整体竞争力。而一旦美国企业“变节”,将研发和其他业务迁出美国,美国经济实力也将受损。科研竞争力和经济实力的下滑无疑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科技战到这种程度,与国家安全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

黄大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教授

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恶化与改善”的循环,历史与领土问题是其直接原因,而日本的认知逻辑与国内舆论演变则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中日关系于2018年重回正常发展轨道,是由日本的立场从“竞争”转向“协调”,中国主动引领和积极塑造对日外交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助推”等多个因素造成的。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短期内仍会延续改善势头。但长期来看,在中日结构性矛盾突出,历史、领土等问题依旧存在,日本外交选择波动及对华民意基础薄弱等因素的制约下,中日关系走出“恶化与改善”的循环仍不容乐观。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面对美国对华技术封控带来的压力,既要给予充分重视,也不应过度慌乱。在继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中国企业和相关机构需要加大合规能力建设,避免因非技术原因遭受不必要的冲击和损失。同时,应推动两国科技界、企业界人士更深入地参与相关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为有效管控中美技术竞争、维护两国科技交流渠道提供更具专业性的意见和建议。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最近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停止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航空发动机的对华出口许可,而关于这一问题的正式讨论将会在2月28日的政府跨部门会议上举行。这一消息虽然还有诸多未定之数,但它的出笼也进一步表明,一个月前刚刚在华盛顿签署而且还墨迹未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只是暂时阻止了中美“关税战”的进一步升级,而 “贸易战”的另一个维度——技术战——不仅不会因此偃旗息鼓,反而会在2020年更加硝烟四起:从通信领域烧向航空领域。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就当前的国际格局来说,除了美国还在较多方面占有相对优势外(这种优势也处在削弱之中), 没有一个国家在各方面或较多方面占有优势,称得上是两极中的一极。自然,多极世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个发展变化的形态。笔者认为,21世纪总体说来会是:由于权力的分散,有的国家或有些国家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而另一些国家在其他方面占有优势,但不会是国际间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手中。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有四方面的原因将迫使中国推迟采购:第一,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进口需求受到冲击;第二,一季度中国的国际收支压力将明显增大,扩大采购将进一步加大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第三,美国方面启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禁航和停办签证等举措;第四,中国推迟复工已经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可能对美国企业的出口交货能力产生影响。可以基于疫情冲击的现实情况,优先落实医疗用品等相关协议内容的执行,并在保证我方正常权益的情况下,推动双方在延伸领域的技术合作和人员交流,将疫情转化为双边的合作契机。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不应对美国经济抱过于乐观的态度,它应看到,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上升。白宫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疫情可能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中美双方应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尽早作出妥善安排,在商品采购等方面美国需要给予中方一定的灵活度。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应考虑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在关税豁免等问题上采取积极举措,帮助美国企业和它们的在华供应商应对疫情带来的困难。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尽管“西方”被广泛用作北美和欧洲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及规范性项目的简写,但 “西方”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不同传统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于什么使西方团结在一起的问题,答案是直截了当的:致力于自由民主和人权,致力于市场经济,致力于国际机构中的国际合作。今天,西方的意义再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我们正在见证:“西方”作为一个相对紧密的地缘政治构造,正在衰败。

肖传国

吉林外国语大学教授,东方语学院院长

日本“印太构想”的重点地区中,有不少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区域重合,中日两国在这些地区的竞争难以避免,在某些项目中日本可能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对于中国来说,既要尽量降低“自由开放的印太”和“亚非增长走廊”对“一带一路”带来的竞争性影响,也要防止陷入零和竞争思维,应该密切跟踪“印太构想”及与之相关的美日印澳四国联动的动向,主动与日印加强政策沟通,公开阐述中方的关切,探寻“亚非增长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可能,努力使日本的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倡议找到合作点和利益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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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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