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股市一周内两次史诗级暴跌，美国、加拿大、巴西等11国股市触发熔断，欧股更创下历史最大跌幅。疫情向全球的加速蔓延叠加石油战争导致油价暴跌，无疑是本轮恐慌的源头，全球经济的断层线因此变得更加脆弱，动荡和宽松的新世界已然来临。对中国和全球各国来说，新冠疫情早晚会得到有效控制，而全球金融市场“疫情”的二次冲击也不可避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金融“疫情”和新冠疫情一样危险，全球货币宽松带来的十年泡沫可能就此终结。

新冠疫情突发疫情体现的不仅仅是医疗问题，而是公共卫生治理问题，甚至是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出了问题。所以，解决治理体系问题才是今后做好突发疫情防治工作的关键。对外，应建立“一带一路”突发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进而推动完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一带一路”（或全球）突发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应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社区公共健康治理体系，第二道防线是国家公共健康治理体系同，第三道防线是全球公共健康治理体系。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台湾大选以及新冠肺炎，对全球治理、“一国两制”及中国的国家治理构成了连续性的冲击与考验。就中美实质性的“新冷战”或“修昔底德陷阱”关系而言，每一场考验或是美国主动策划推进，或是趁火打劫，其战略行动的方向始终是对中国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决定性阻断。新冠肺炎事件也遭到了美国的政治化利用。疫情之下，中美两国未能实现充分的理解与合作，其战略角力甚至更加激烈化。

新冠疫情防治本有潜质成为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趋势的缓冲剂，两国相关专业机构间确实开展着功能性合作，美国商界、非政府组织、华人捐赠的物资也在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但势易时移，在战略共识失散、经贸合作失能、热点协调失焦、人文交往失势的年代，中美关系的动力真空远非公共卫生合作这样的领域所能填补。形势发展的线索显示，中美双方均无意放松相互博弈，两国关系继续在“行动-反应-再行动”的循环里螺旋向下。

总而言之，美国全球战略的能力与政策界对承诺理解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典型的“过度扩张”和战略“不匹配”的明证，构成了其他行为体不可接受的全球风险。中美必须认识到，地球在日益缩小，技术已经让两国变得不可切割。这要求双方在竞争中保持严格的克制，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并努力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安全世界” 。用李光耀的话说，中美能否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以期共享二十一世纪?

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三个方向都非常好。相比较而言，我的同事徐建国教授的思路最好，他建议以“二次房改”增强经济的短、中、长期动力。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套均面积50平米，每年直接投资10万亿，既支持了短期的增长，也帮助解决了农民身份的问题，为长期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国，疫情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影响中国经济而冲击全球供应链。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的直接原因在于其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影响的中介是中国的外贸。疫情通过影响中国外贸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机制有两个：一是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受到冲击，进而影响从外国进口的中间品；二是由于中国为外国提供中间品，中国中间品的出口中断会影响外国生产。此外，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包括，武汉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疫情在全球扩散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疫情的后续影响、以及疫情是否会导致中国产业链的外移等问题。

如不出意外，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实际GDP将出现负增长。这将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公布季度数据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而中国不会是唯一一家，别的国家很快会跟上。日韩、欧美、以及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幸免。2020年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全球衰退。而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全球衰退，并非衰退的唯一原因。早在去年，美国利率曲线就出现倒挂，预示衰退的临近。全球经济的重压，不仅仅是挥之不去的贸易战阴影，不仅仅是这次疫情，还有更深层次更长周期的总需求萎缩。

当前，新冠病毒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肆虐，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威胁海外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海外公民安全保护面临严峻挑战。为此，有必要从公共卫生安全入手，加快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新冠病毒疫情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进程，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态给中国海外公民安全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

东亚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符合东亚各国的利益。尽管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取得重大成效与进展，但已经取得进展的贸易投资合作和金融货币合作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仍然面临机制和制度化建设明显没有赶上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与需求，加强机制整合是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