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援欧抗疫的意义远远超过医疗援助的本身，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跨越。首先，这标志着发展模式多元化时代的真正来临。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将会与西方发展经验和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共同重构全球发展治理。其次，这标志着中西方长期失衡的权力关系步入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最后，这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现代的弘扬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中国此次全球抗疫援助，既不是传统的慈善，也不是冤大头撒钱；而是一种对西方长期支持中国的回馈，更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全球责任的觉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已席卷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很多国家因疫情严重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场疫情已堪称一场具有时代影响的重大事件，迫使人们对它将如何影响当下国际关系格局进行再思考。总的来说，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世界应对这场疫情的历程很可能会为塑造一个更加稳定合理的国际关系格局提供一些启发性思考。

当2020年悄然而至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会遇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世界秩序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吗？这个问题要求我们在对疫情发展及其影响进行充分预估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攸关全球秩序的根本性问题：第一，世界治理结构会不会因此而改变？第二，美国的领导权会不会因此而削弱？第三，中国的治理模式以及国际影响力是否因为此次疫情而发生重大改变？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海外资本市场也出现了大震荡。大家对于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如何来防控疫情以及应对流动性短缺等问题争议颇大。前期欧美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已经出现，通过美联储释放“无限量释放流动性”等举措，基本已经排除了，但这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衰退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在特朗普惊世骇俗的刺激政策下，短期应该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但经济衰退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我们该如何应对，是继续放水还是着手改革？是各国彼此隔离、自成一体，还是顺应全球化大趋势？

随着疫情全球爆发，各国应对疫情能力实际是各国经济实力、社会制度、政府管理、地区文化、公共卫生、媒体宣传等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从疫情发生以来，各国都暴露了大量的问题和短板，也体现了各自优势。疫后各国政府、民众、研究机构以及媒体必然会对此次疫情的应对深度复盘，但对疫情影响的分析应该分阶段和不同维度加以研究。2019年，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处本已处在变革的边缘，在此背景下，疫情的突然爆发，给世界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大概率加大了全球变革的速度和烈度。

中美关系是当下亚太地区正在发生的政治和战略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不奇怪,它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关键是中美的利益冲突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这一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官员、思想者、媒体中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部分美国高级官员认为中国的一些行为是修正主义的,但其实它们是保护主义的。从东亚总体来看,东北亚存在修正主义国家,东南亚则没有。因此南海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而东北亚将给东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弗里德曼直升机上撒下的钱是以流通纸币形式存在的法定货币，即真实的美元钞票。历史上很多案例说明政府可以通过印发货币的方式来刺激名义需求但又不会产生危险的高通胀。早在18世纪20年代，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就采取了这种做法；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联邦政府通过印制“绿钞”向士兵发放军饷。直升机撒钱的基本原理也能适用于现代经济环境。例如，政府可以通过电子转移支付的方式给所有公民的商业银行存款账户发放1000美元（也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或增加公共支出的方式）。

随着疫情爆发，市场关于产业转移的讨论不绝于耳。产业转移并非发生于朝夕之间，我们难以在短期内捕捉疫情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始发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冲突已持续两年之久，截至目前美国仍保留着对中国出口的3620亿商品高额关税。与疫情类似，中美贸易战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和突发性。由此，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成为我们观察外生冲击对中国产业链影响的一场“自然实验”。

3月以来，我国抗疫形势持续好转并在19日首次本土新增病例清零，然而国外疫情快速蔓延恶化，主要发达经济体先后采取高强度普遍隔离措施应对疫情。疫情发展诱发美欧和新兴市场股市多次大幅下跌，全球经济衰退逐渐成为学界和机构的主流预期。目前形势下，应对疫情恶化和经济承压的双重冲击，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亟需加大全方位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加以应对。

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采取的是缓解措施，推迟高峰期的到来，而不是采取极端措施去遏制病毒。但这也将意味着他们延误了工作和经济的恢复。在中国，我们停止了所有社会活动大约一个月左右，企业正在恢复生机，许多业务已经完全恢复，但西方经济不会如此。按照他们的策略，经济恢复少则需要6个月，甚至更久。如果出现二波感染的爆发，则可能需要18个月，或者直到治疗方法和疫苗的出现才能恢复正常。如果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12-18个月的经济停滞，我们将面临的是比大萧条更严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