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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敏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性危机表明,人类大家庭已经形成了一个安危与共、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实施的各种疫情防控政策和行动凸显了全球卫生外交所面临的问题,反映了全球卫生外交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方向。卫生议题与外交手段的结合把卫生和健康问题提到国家政治议程的前列,从政治层面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有利于加速实现全球卫生健康目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将提升全球卫生外交的地位,使之成为未来外交学研究和外交实践的重要领域。

吴国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G20成立的初衷是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但广泛的代表性和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其在国际社会合作抗疫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卫生治理合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合作,G20接下来需要设立一些新的合作机制,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密切配合。G20主要发挥的是达成政治共识的政治引领作用,主要的全球卫生治理工作还是要由WHO来执行。两个组织要形成合理的分工,互相支持和配合。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中国大陆在疫情高峰期采用的是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属于抗击疫情的激进休克疗法,管理方式上起初对潜在病毒携带者和普通民众不加甄别地统一封闭隔离,较为粗放。而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全封闭全隔离模式,而是尽可能维持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转,同时通过检测和其他技术手段锁定患者和密切接触人群,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测、救治和隔离。所以,东亚地区的抗疫模式更接近于“精益管理”,他们试图通过快速检测和技术追踪及时甄别、锁定潜在患者与患者。这就做到了既能有效抗击疫情,又能实现对经济社会运转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这次疫情危机无论从根源还是表现看,都深刻体现全球化时代特点,其应对方式也会打上全球化时代烙印。在全球化环境下,疫情没有国界,经济相互依存,加强合作是国际社会共度时艰的必由之路。日前G20领导人用视频方式召开特别峰会,对凝聚全球范围携手合作共识展现出领导力;然而要战胜疫情与经济双重危机冲击,国际社会仍需动态拓展和加强多边、区域和双边的全方位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导致全球经济急剧陷入衰退,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多重严峻挑战。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未来发展走势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恢复到常态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此次疫情冲击导致的全球危机本质上是民生危机,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措施,建议及时推出并实施一揽子纾困救助计划,突出企业生存、民生保障和底线思维。非常时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要强化民生导向,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同时要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

殷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孙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等地暴发,公共卫生治理水平低下的非洲却一度少有病例出现,“高温论”“人口年轻论”被当作原因。但进入3月以来,疫情快速扩散至非洲40多个国家,病例数激增,当地经济开始遭受冲击,中非经贸合作也受到一定影响。美联社评称,非洲将是此次疫情防控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德国之声”认为,若新冠病毒在非洲大暴发,疫情将很快发展至“惊人规模”,“人类将被迫长期面对”。

余永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美联储应对股灾的措施同应对次贷危机的措施完全是一个路数,说到底就是印钞,具体措施体现在增加流动性、稳定资产价格、补充资本金三个方面。此次股灾是否会发展为金融危机还很难判断,但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无悬念。 今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要由病毒来决定,一切取决于医学科学是否能够战胜COVID-19。美国今后政策方向很清楚: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无底线地印钞。此时,中国需要思考清楚如何保护自身利益。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课题组

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应对则是随着疫情由局部爆发到全球爆发,先后从以稳定金融和经济为主线的“常态管理”迅速转变为以抗疫救灾为首要任务、同时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的“非常态应对”。特定的非常态应对要求政策多方面直接介入市场,但长期来看这些介入(包括其如何“退出”)都会对各国的金融稳定、宏观杠杆、财政空间、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层次社会结构矛盾、全球溢出效应、宏观政策空间、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西方需要认真审视其长期坚持的世界主义的价值,这是西方得以繁荣并长期主导世界的基本思想资源。西方国家也需要认识到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消解这一理念,从而动摇西方发展的基本条件。西方需要按照其世界主义的原则,使世界主义成为“世界”的世界主义,这就需要践行多元主义,让渡出一定的文化空间,实现全球治理不同文化的共治格局。中国则需要坚持全球化的主张,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素构成上与西方的世界主义找到结合点,从而寻求共治的基础。

亚当·图兹(Adam Tooze)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及欧洲研究所主任

翻译: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居民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公共财政捉襟见肘、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如果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应对挑战,那么他们就需要在日益分裂和多极化的世界中寻求外部援助,而此时,美国、欧盟和中国也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封锁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新兴市场的中期前景取决于世界经济会如何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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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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