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李建国
恒大研究院
新增确诊拐点和现有确诊拐点的出现是疫情缓解的前提，两大拐点是观察疫情的关键。新增确诊拐点意味着疫情扩散速度下降，即增量开始缓解，现有确诊拐点意味着治愈+病死速度超过疫情扩散速度，即存量开始缓解。只有第二个拐点达到之后，整体疫情才有可能缓解。目前欧美国家的防疫措施已接近最高级别，防疫形势有望逐步好转。日本疫情已经二次爆发，严重程度超过第一次。印度、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卫生基础设施不足、医疗资源缺乏、人口密集，情况混乱堪忧。
基辛格
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
各国领导人都在全国范围内处理这场危机，但病毒的社会溶解效应不识国界。虽然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有望是暂时的，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甚至美国，能够通过纯粹的国家努力战胜病毒。解决当前的必要问题最终必须将全球合作的愿景和具体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每个国家都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双边关系下滑的速度加快，官方关系处在几乎冻结的状态，战略互信缺失日益严重，民间相互反感的情绪前所未有。未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执行难度更大，经济和技术逐步脱钩已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各方面的交流也将进一步压缩。这是20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美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续的时间和下滑的底线均难以预料。
马修·J.斯劳特
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院长
马特·里斯
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高级研究员
翻译：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为制定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冠衰退”的正确政策，必须从正确判断疫情会造成何种经济冲击入手，那就是家庭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会迎来一次广泛且深度的萎缩。而应对这一冲击的最佳方式是采取彼此关联的三步式举措：对可以遏制新冠 疫情传播的行动进行投资、为因消费需求缩减而遭受打击的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一场金融危机。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此次危机中，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的转化，很可能体现在如下的风险传导链条：需求减少+供应链中断—>订单缺乏—>企业资产负债表危机—>流动性短缺—>企业债务爆仓—>银行坏账增加+债务违约增多—>消费大幅疲弱—>危及金融机构—>发生金融危机。由经济危机开始，服务业的客户基础开始动摇，进而影响到金融业的客户市场和成本，基础性经济危机最终在滞后一段时间后演变为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展示的市场情景就是人们在现代社会所熟知的金融危机。
林宏宇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特别峰会，肯定要载入国际社会危机处理与全球治理的历史。同时，这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用视频连线的形式，聚集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最高领导人会议。这个会议既有实质作用，更有象征意义。从实质作用来说，它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真正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个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危险，并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共同应对；从象征意义来看，它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3.5版时代，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开始进入国际操作层面的时代。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罗曼·弗雷德曼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数百万人因经济严重受损而丧命的极大可能性为政府行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大幅提升提供了合理依据。这要求政府牵头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做出努力：1.由于有效应对疫病大流行所需的设备和服务迅速陷入短缺，应将各经济体的现有产能导向这些方面以克服这一状况。2.对那些未直接参与应对危机的企业给予支持以使它们可以继续供应基本商品和服务。3.确保民众有足够能力去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4.建立一套金融机制以帮助那些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和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人。
李晓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全球化不是简单地逆转了，而是分裂了，即世界上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了。这种分裂刚刚开始，疫情将发挥怎样的影响？我们期望它会发挥弥补作用。但遗憾的是，按照迄今为止的情况来看，疫情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这一进程。抛开对手的错误或攻击不说，现在中国恰恰需要理性、冷静思考的是，努力弥合这种分裂对我们有利，还是扩大这种分裂、往业已扩大的伤口上撒盐有利？
西蒙·泰成志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董事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杰西卡·沃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所长
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增加了东盟选边站的压力。在选边站的问题上，东盟必须谨慎，因为每一个决策都会产生蝴蝶效应。事态的转变通常是由大大小小无数个决策不断累积而导致的，而每一个决策都决定着事态的走向。现在讨论东盟选边站的问题仍为时尚早；东盟成员国应当根据问题选择立场，尤其在做重大决策之前，进行更密切的对话与合作，确定各种决策的潜在影响，以便在中美博弈中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韩召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黄钊龙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是积极利益集群和消极利益集群相互博弈平衡的结果,因而,中美关系的未来主要取决于积极利益集群和消极利益集群的具体变化。从战略安全和经济关系这两个最主要的积极和消极利益来看,中美关系的"落点"将呈"下沉"趋势,这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进行,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强度可能更趋激烈。但由于以经贸关系为主的积极利益集群的正向作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因而中美关系不会在短时间内"脱轨",更不会发展到全面的战略对抗甚至战略冲突的境地,中美关系将继续 保持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整体状态,只不过竞争的意味会越来越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