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问题在美国内政外交中表现出的韧性和力度，既源于历史沉积，也有强烈的人工塑造的痕迹。在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日益种族化的话语体系和决策观念中，改善中美关系的难度极大。对此，中方应未雨绸缪，对未来双边关系继续恶化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同时冷静应对双边关系已经开启的长期震荡和低谷期，继续推进文明对话，以期减少文明/种族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为未来改善双边关系创造条件。

从政策看，各国政府大都将人才视为核心战略资源，最突出的当属美国。美国不仅是国际人才的最大输入国，也是国际人才竞争的最大赢家，其国际人才战略的核心特质便是不拘一格、网罗世界各地人才。基于这一战略，从世界各国吸纳各领域人才便成为美国移民法的重要原则。据统计，就职于硅谷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国际移民；1901―2010年，每四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中就有一人是外国移民。

近十多年来，随着美俄核安保合作的一些项目结束、俄罗斯经济形势改善、普京政府上台后对俄罗斯全面倒向西方政策的调整以及俄罗斯对美国政策的疑虑，美俄在核安保合作中的分歧增加，俄罗斯对与美国开展核安保合作的动力减弱。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美国把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美俄之间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增大，双边关系中战略竞争性的一面超过了核安全合作所能带来的安全利益的一面，美俄核安保合作也逐渐走到了尽头。

2019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调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多重风险挑战叠加，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另外也表现在全球范围内反政府抗议迭起，威胁国家稳定和经济增长。2019年以来，拉美、欧洲、中东地区多个国家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经济民生问题成为民众抗议的导火索。民众反政府抗议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在拉美地区尤为突出。

回顾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国家面临着经济减速甚至衰退的压力，超常规刺激措施成为G20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共同倡导的政策重点，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力度空前。然而，超常规意味着突破常态，甚至偏离基本的理论规律，这种政策往往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或者后果。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突破常规的政策并不少见，尽管有些国家采取措施力促相关政策回归常态，但仍然有不少非常规政策仍在延续。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经济难以回避金融危机以来超常规措施所滋生的内在风险问题。

百年大变局的核心要素是东西方格局的重心之变、全球治理的规则之变、崛起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之变。中国之变主要来自“三个转变”：角色身份的转变、国际环境的转变、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百年变局的主线是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大国关系和矛盾转变中最关键的是中美关系的质变，由此引发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产生深远影响。

国内生产要素和全球化基本面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使不再发生贸易冲突，我们也不能够想象可以重现过去我们开放对于增长的推动力量。对外开放要更多发挥提升增长质量的作用了。所以和国内匹配、和高质量匹配是完全匹配在一起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国内、国外的这两个变化，会有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有把握的判断：1、中国会从垂直分工体系转向水平分工。2、我们应该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开放。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互联网已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互动的重要基础，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然而，伴随着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脆弱性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发起的攻击有所增加，威胁到网络空间的稳定。从俄罗斯20年前在联合国提议签订有约束力的条约起，多年来，已有无数人呼吁制定法律和规范，以管理信息科技所造成的新国际不安全状况。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提出了八项规范，将重点放在对网络稳定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上。在不断演变的政治讨论中，这些规范可以被视为共同的参考点。

1月15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该协议不仅包括中国承诺未来两年在2017年进口规模基础上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还将对制造业、农业、能源和服务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市场开放等方面产生实质性的深远影响。此外，双方还就定期评估、贸易框架小组会议和争端解决程序等问题达成一致。第一阶段协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暂时休战。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四个历史阶段。1840年以前，是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体现了对普遍性一定程度的认同。1840年以后的三个阶段，逐渐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换言之，转向对特殊性的认同。其间，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世界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而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整体性和共同性得到明显倡导与发扬。这个历史脉络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认同中心论的普遍性，向国家主义的特殊性乃至当今特色性思维的转变。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同与定位向世界主义转向，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筹与协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