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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刚

国际法协会国际贸易法顾问

余智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协议防止了中美贸易战的继续扩大对双方与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为下一阶段谈判创造了良好氛围,对此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对其结果的乐观评估应该谨慎,不应过分夸大。我们既要看到这份协议的临时性、偶然性,也要看到现有贸易战的规模仍然没有降低多少,深层矛盾没有解决,将来还有恢复乃至提高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美方的暂时“让步”是“输了”,认为中方以“买买买”换取暂不进行结构改革是“坚持”赢得的“胜利”;中方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重心,应该是以主动结构性改革彻底解决中美贸易冲突。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2019年是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基本框架成型的一年。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下,美国对华政策重心从延续多年的管理中国崛起转向阻滞中国崛起,并形成相应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在华盛顿,加大与中国竞争、限制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对华政策的“后接触时代”似已来临。尽管战略界仍有人反对采取过激措施,但对华政策理性辩论的空间总体是在缩小。

孙兴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今年4月提出,希望美国采取新的对朝政策,朝鲜会等到年底。“年底之约”即将到期,美朝关系的前景似乎是“昨日重现”。在2017年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之后,特朗普曾称金正恩为“小火箭人”,并威胁要“彻底摧毁”朝鲜。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金正恩曾经提到了自己手握核按钮,而特朗普则炫耀自己有更强大的核武器。在最近的美朝互动中,类似的威胁话语重现,这是一个具有转折含义的信号。

贾庆国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美人文交流基地主任

面对5G挑战,美国不少人主张与中国经济上脱钩。逻辑大概如下:5G时代很可能是万物相连和极速的时代,“万物相连”意味着很多物件,像微波炉、洗衣机、电冰箱甚至台灯都将装有芯片,都可能被用来收集信息和实施网络攻击。“极速”意味着5G速度更快,这使得防范信息窃取和网络攻击的困难大幅增加,甚至成为不可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想要确保安全的话,可能就需要与竞争对手在经贸上脱钩。因为5G为代表的高科技存在安全风险,所以就需要与竞争对手经济上脱钩,这种说法是经不住认真推敲的。

陆伯彬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中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正走向一个关键的节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在东亚地区的海军实力正迅速提升,已挑战了东亚安全秩序和长期以来美国|在此布局已久的区域安全利益。随着美中海上力量差距的不断缩小,保持地区稳定、维护大国和平的挑战也将愈发严峻。在这样瞬息万变的战略环境之中,尤需美中两国构建稳健且明智的领导团队。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或将产生以下影响:一是制造业投资有望企稳回升,二是通胀压力有望缓和,三是人民币汇率有望回到6.9一线。当然,还需清醒地看到,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可能已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下一阶段谈判难度必将倍增。因此,中美谈判仍将是左右2020年市场的最大主线,即便经济形势缓和,修复信号增多,国内逆周期调节政策也不宜遽然生变,结构性改革推进仍应重点扎实推进,为后续变数预留空间。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全球机构,以及在地区层面多国集体参加的公共治理机构的危机,及其目前的出路意味着两点:第一,冷战后的“全球治理的时代”以及整个时代的某些关键词,正在终结或者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替代性的全球或者区域安排继续浮现或者发生,这可能让世界局势更加动荡、混乱,更不确定。不过,在一种真正具有更大可持续性的新世界秩序——“后全球治理时代”产生以前,这样的不确定性或者混乱反是“常态”。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WTO改革首要目标指向所谓非市场体制扭曲作用,这方面立场认知相当程度被美欧日本组成的所谓“三边进程”共享。今年1月和5月“三边进程”在巴黎和华盛顿召开第五次和第六次贸易部长会议,继续研讨设计在WTO改革中推荐这方面新规则的概念框架与建议文本。美欧日这方面改革意图,与中国目前表述的十多个领域系统改革主张毫无交集。经济体制争议及其在多边规则领域投射,应是WTO改革将面临的最为敏感与棘手议题,对中美以至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经贸关系能否向合作新范式过渡构成关键考验。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只有明确核心利益问题和一般问题的边界,我们才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重要的地方,从而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威慑,并真正帮助中美实现“竞合”并逐步将两国关系拉回到合作的主轴上来。否则,竞争将逐步代替合作,并最终发展为全面的对抗。所以,面对“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思路,要从扩大纷争走向管控纷争,要从“无事不争”走向有选择、有重点地投放自己的政策资源;要从“全面对抗”的火线上后退一步,做到有选择性地据理力争,才有可能促成中美关系由“对抗”向“竞合”再向“合作”的转变。

仇朝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 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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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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