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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赵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美贸易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趋势,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消费、跨境销售,相关的双边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贸易领域的关税冲突。第二阶段是生产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扩展。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投资、跨境生产,对应冲突主要在直接投资领域。而在21世纪的今天,跨境信息流动、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共同推动全球化进入了第三阶段。在此背景下,信息、数字科技快速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军民两用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重新定义,国家间冲突也随之扩展到了该领域。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如果未来大国战略竞争是以秩序转型为目标,而现在处于“大国无战争”时代,竞争对象和领域就是制度,目标就是制度领导权,取得国际制度领导权就取得国际秩序领导权。要想取得制度领导权或者国际秩序领导权,就要有足够的实力,因为实力是制度竞争的基础。制度又为实力竞争提供一个平台和帮助,大国是在制度框架内展开实力竞争的。现在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1.在现有秩序下,崛起国能不能实力上赶超守成国?2.现有秩序下,崛起国能不能实现国际秩序领导权的变更?3.理念(意识形态/价值观)在战略竞争中的多少?

郑继永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由于朝美的巨大信任赤字,尤其是朝鲜对特朗普本人的信誉度保持着警惕,加上国会因弹劾造成的撕裂,朝鲜很难采取实质性的弃核措施。朝美是否能在此过程中达成某些意愿性妥协,基于保留先期成果的目的,开始形成某种执行力强且独立于政府轮替的的协商,留下解决问题的接口?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将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保持何种程度的合作,也是重要的参考变量。总之,各方博弈的复杂变量酝酿着朝鲜半岛未来局势的多重变局。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表现不佳,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就业市场稳中向好、物价水平总体稳中有降,国际货币体系日益多元。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达经济体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减弱,全球总需求不足,发达经济体陷入持续低迷等因素制约全球经济增长。展望未来,负利率的出现与扩散、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与投资信心缺失、部分国家深陷社会动荡等因素将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继续扮演主引擎的角色。

刘戒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制造业企业根据市场竞争强度权衡技术和成本,选择生产分割方式和程度。在竞争强度较低的产业,企业优先考虑维持技术优势,倾向选择内部一体化生产组织方式,自己投资建造工厂。在竞争强度较高的产业,企业优先考虑营造成本优势,倾向选择外购,最大程度利用第三方设施。竞争强度提高将推动企业在更大范围寻求更有效率的制造地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采取更加开放的组织方式。只有科学把握制造业组织方式演进规律,创造并利用制造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有利条件,才能改善中国这个发展中工业化大国的产业国际分工地位。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全球化没有结束,但其运作的路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及商品的流通与交换,未来的全球化将逐步转为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本质上是一种空间的融合与发展。而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只有认识到这种转变并适时做出调整的国家及企业才能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生存下来。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睿雅

上海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生

当前,许多国家大幅削减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政策措施,出台贸易保护措施,给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压力。为真正走出经济低谷,在国家层面,关键在于提升生产率、注重创新, 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注重宏观审慎政策与监管。在国际层面, 各国应采取开放、合作、包容的态度共同应对负利率趋势。

张岸元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来之不易。谈判背景之宏大、双方实力之悬殊、对手之强悍之莫测只是一方面,期间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复杂微妙同样掣肘。过去两年,中美关系领域充斥了各种悲观宿命论调。笔者无法就如此宏大命题形成的如此重大结论判断真伪,但非常确认,各方如此统一认识、众口一词,极其有害。将谈判对手视为敌人,不仅可能导致负面预期自我实现,而且会逼仄政治回旋余地,限制操作层面的谈判空间。这样条件下推进达成协议,需要政治决断。

丑则静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新形势下,中美两国确已将对方作为自身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所需面对的核心外部变量与威胁,但中美国家安全利益尚未呈现根本性对立。而以军事力量、安全合作机制、安全政策观念等国家利益影响因素框定中美安全关系的构成,即使目前中美安全关系战略竞争色彩浓厚,但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还是存在相当的合作空间与管控风险的可能。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

从全球经贸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需要为巩固和发展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而努力。一方面要坚决与美国斗争,并团结其他成员,坚决维护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并通过适当的改革提高其效率。另一方面是WTO应当有一定的灵活性来处理世界贸易中的新问题,包括与中国密切相关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多边谈判的形式来制定适用于部分成员的新规则,避免多边治理的长期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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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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