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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危机组织

新冠疫情(COVID-19)无疑对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挑战。人们对其短期和长期政治影响还不甚了解。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暴发有可能在一些脆弱国家造成严重破坏,引发广泛动荡,并对国际危机管理体系构成严峻考验。如果该疫情扰乱了人道主义援助,限制了和平行动,推迟或影响了冲突各方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那么其对那些陷入冲突的人群的影响就会特别严重。新冠疫情加剧了地缘政治摩擦,使危机管理方面的合作更加复杂。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究竟如何界定中美关系的“新现实”,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种种迹象表明,当今世界正在步入“软战时代”,而不是新冷战时代。软战时代的世界政治纷争将越来越沿着软性政治的分界线而展开,有关各方将围绕真理和道义标准的不同理解而角逐。美国国内“新冷战论”的主要对手其实并非是中国,而是美国自身,是美国自身在战略思维上走不出“冷战思维”的迷惘和困惑,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的是一种国际政治的新战线,昭示了世界政治变迁的新趋势,值得深长思之,决不可简单批判了事。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变局将非常深刻,涉及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发展范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如今,我们正处在大变局的初始期,由此,对于未来,还很难描述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似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研究和分析新百年变局,既需要有历史的眼光,更需要有前瞻的视野,以新的“世界观”观察大势,以新的理念推动未来发展。

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

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

一些人认为疫情会终结全球化,另一些人则希望疫情会开启全球合作的新纪元。此外,还有人预计疫情将会加剧民族主义,破坏自由贸易,并导致许多国家发生政权更迭——或者导致以上所有后果的发生。但大流行病过后的世界不太可能完全不同于此前的世界。与其说新冠肺炎会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不如说它会加速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大流行病及其应对体现并强化了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据此而言,这次危机比起成为一个转折点,更有望成为世界过去几十年所遵循的发展道路上的一站。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相比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如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具有突发性、无差别性、跨国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疫情波及范围广、治理难度大、损伤程度深、恢复周期长,极易冲击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危及一国国内乃至全球局势稳定的复合性后果。从时间纵轴看。此次疫情发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行进过程中,可能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疫情之下的国际油价低迷,背后还有各个国家的博弈,有代表性的是沙特、俄罗斯与美国三方。疫情冲击之下的这一出“三国杀”,勾勒出当前国际石油市场的基本格局。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需要面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最新变化。未来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要在完全不同的逆全球化背景之下展开。面对复杂的“石油地缘政治”形势,中国需要在能源资源供给、储备以及需求管理方面及时进行谋划和调整,才能保障未来中国的能源安全。

Sagatom Saha

新美国安全中心助理研究员

Ashley Feng

新美国安全中心助理研究员

翻译:黄磊珂

随着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华盛顿已经得出了北京早在几年前便得出的相同结论——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是绝不可让步的底线。随着两国竞争的不断升级,私营企业和供应链仍会感到进退两难。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强制性行动成效在现阶段是有限的,但中美之间的宏观经济趋势正在让两国关系更加疏远。

陈琪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

新冠疫情到底对大变局的影响是什么,取决于对大变局这个概念的界定。对大变局的定义不同,结论和预测就可能大有差异。如果把大变局理解为国际秩序的变化,那么新冠疫情究竟是否会显著增强或削弱国际贸易规则、国际主权规则、国际军事规则、国际人权规则、国际气候规则、国际难民规则等,都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如果把大变局理解为国家内部变革趋势,那么疫情凸显和加剧了各国内部的固有隐形和显性压力和裂痕,包括价值观冲突、公众沟通中的信息披露压力、责任归属诉求、大众政治动员的信任建设、公共政策上的优先利益排序等等。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东亚的地区建设一直是在危机中发展。东盟在越南战争中诞生,为的是避免发生越战那样的惨剧;东盟扩容在柬埔寨危机解决进程中实现;东盟+3框架在应对东亚经济危机中成长。同样,此次疫情也为东亚地区培养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之窗。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此次疫情中,东亚国家政府、媒体和民众相互援助,没有出现一些国家对疫情污名化和甩锅的言行,这对防止国际上抗击疫情的“本国优先”形成有效牵制,也为构建全球共同抗疫的积极社会和舆论环境树立了榜样。

金刻羽

哈佛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

通过帮助领导全球应对新冠危机,中国可以把它的对美姿态从防守被动转变为更加开放主动。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既认识到挑战,也知道自己面临的机遇。随着国家准备解除封锁,以及中国企业正迅速恢复生机,中国可以充当全球需求的支柱和关键的供应来源。通过稳定全球供应链,尽力帮助维持商品的流通,中国可以安静地反驳那些业已出现的“脱钩”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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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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