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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理解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根源,本质上是要弄清楚,为什么由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全球化,率先由它们自己来反对和逆转。这是因为美欧国家目前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政治精英屈服于民粹主义,通过逆全球化行为来转移国内矛盾。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经济精英享受跨国生产和跨国销售所带来的高利润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可能是由于分配不均,亦或是由于产业外迁导致失业等原因。政治精英为拿到选票,迎合占社会多数的底层,选择性忽视全球化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和政治上逆全球化互相强化。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面对新冠疫情这样重大的人类灾难,全人类,特别是各国政府,应当紧密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危机,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各国公民的健康安全和正常生活。如果世界各国能够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任和合作机制,那将成为走向全球善治的一个新起点,世界就有希望不断增进人类的普遍利益。反之,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之间,不能维护足够的相互信任与合作,那将是全球治理的重大倒退,必将严重损害人类的整体利益,最终也损害民族国家的自身利益。

熊爱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尽管国际社会动用了大量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卫生、经济与社会危机,但仍存在较大缺口。为此,亟需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包括加大对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投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支持,加强对疫情防控相关公共物品的投入与合作,并发挥G20的领导作用。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以前我们常讲“单极”和“多极”,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得“极”的概念被空前虚化,国际格局将不再是简单的以“极”为主体的权力分配结构,而是利益的警惕、防范和冲突变得更加细致、全面。这将是一个国际秩序缺乏主导性领导力量,国家间多领域、多战线、多维度“明争暗斗”的新时代。我们原来积极打造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机制、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都将面临众多新挑战和新问题。国际力量“东升西降”的格局也将面临重大考验,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未来世界权力和利益结构是否将会重组?我们如何度过这个“新战国时代”?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毋庸讳言,此次疫情短期内难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但也应看到,“一带一路”建设是项“世纪工程”,其推进必然伴随着各类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大协调、共克时艰,以切合实际、灵活创新的方式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各国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新冠肺炎的多重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将面临更加沉重的压力。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和相关投融资建设都无法回避主权风险带来的挑战。回避和应对主权风险更重要的是对地缘变化和当地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环境进行动态的跟踪,从而从宏观上及时掌握“一带一路”国家的变化,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规避和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更需要加强对目标国家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研究和了解,从而更多的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建立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机制。

吴国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截至4月中旬,新冠疫情在多国仍处于暴发期,国际社会团结抗疫迫在眉睫。为助力抗疫斗争,G20应加强内部团结,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更多资金、加强执行力,发挥应有领导作用。具体来说,G20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非常重要:第一,制定落实G20特别峰会所达成共识的具体措施。第二,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第三,向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资金。第四,加强相关医疗物资的供应链建设。第五,加强G20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和对接以增强其执行力。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美关系中的现实主义传统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彼此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务实对待。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其国内治理机制的变革和进步需要时间和“中国方案”。双方精英都相信,中国的变革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二是双方可以从合作进程中寻找到各自需要的利益满足,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合作的利益变得对两国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三是合理看待和评估对手的战略意图。疫情当下,中美关系应重回现实主义,向两国人民展示彼此所需要的诚意和理解。而中美两国只有合作,才能带领国际社会战胜新冠疫情。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

2020年3月28-29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了“新冠疫情与中美合作视频研讨会”,CISS学术委员、研究员、特邀嘉宾11人同美国哈佛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智库和高校的18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

节大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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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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