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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各国迫切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低迷局面。疫情的全球性特点意味着经济秩序的恢复将取决于整个链条中最脆弱的环节,因此,跨国合作对于管理危机、通过贸易支持复苏、稳定市场、加速开放企业供应链及促进国际旅行等至关重要。但是,在地缘政治分裂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并非易事,而亚洲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则可以提供一个努力的起点。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此时此刻在政治日程上,加上疫情正严重影响着美国经济,特朗普不太可能想疏远中国。两个大国在经济关系上深深地相互依存,在抗击疫情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方面有共同的利益。虽然如此,我们仍必须为一场全面的经济战做准备,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制裁中国公司,中国禁止美国公司进入其市场,所有这些都让事态进一步升级,比如,双方征收更多报复性关税。事态的这种转变将真正标志着一场悲剧,并且令上世纪30年代初的政策错误相形见绌。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自新冠病毒肆虐以来,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美国政府和国会连续出台涉华政策、法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美国官员攻击中国的言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中美两国都有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双边关系正像“自由落体”一样急速跌落。世界舆论担心,中美关系一旦失控,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将更加困难,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必将加剧,世界秩序将更加混乱,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也会迎面而来。这绝非危言耸听。中美关系越困难,越需要我们确立底线思维。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如果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那么金融开放就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

査道炯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公众健康首先靠一个国家自身的努力,也是国家的责任。疫情总会过去,我们一要常态化地提高履行公共健康及相关领域国际公约的水平;二要促进对原有病毒和新病毒的流行学、病原学研究与交流;三是以人、动物和自然环境三者的“全健康”为目标,改进国内的公共健康服务,最后是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健康治理。

郑东华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近年来,美国某些政客不断鼓吹甚至采取咄咄逼人的霸凌动作谋求与我国进行技术“脱钩”,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试图遏止我国技术进步。技术“脱钩”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也会伤害世界,开放融合共赢才是正确的方向。同时,这件事也警醒我国加大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我国应充分发挥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的引领作用,加大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力度,大力培育产业集群,尽快形成安全稳固、分工有序、循环顺畅的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

张发林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国际体系的变革是有成本和负面影响的,既有的主导国必将尽力转移变革的成本,而正处于经济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可能需要承担更多变革成本和影响。作为经济发展的粘合剂和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如果发生危机将带来更大的影响,中美金融对抗正是潜在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美金融关系的几个关键领域里,中国需采用更加谨慎的策略和政策,度过国际体系的动荡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维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

苏格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双主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

我们必须着眼“后疫情时代”并下好“先手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同时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一方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国际社会须坚决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凝聚团结抗疫共识,开展全球联防联控,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是地球村唯一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积极推动各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新冠疫情大流行和香港国安立法问题使得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中美的贸易和技术之战正在蔓延到一个新领域——金融。此次美国制裁冲击香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地位,外加此前瑞幸引发的中概股退市事件以及美方索要“国债赔款”,这一连串的事件已全面展现出2020年中美“金融脱钩”的模糊轮廓。随着中国政府和企业日益感受到在美开展金融活动的巨大压力,并开始不断减持美元资产,特别是中国企业有意寻求替代性的上市融资市场,这标志着中美金融脱钩已经行进在路上,而期间必将伴随着巨大的市场动荡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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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美关系在疫情大流行中急剧恶化,两国从过去不失礼貌的外交批评,经历了公开且不客气的指责,发展到现的基本不讲外交礼仪的“恶语相向”。世界上两个规模最大经济体的双边关系如此恶化,可能是中美建交以来最差的状态。对于世界来说,这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潜在的地缘政治灾难。从近期中美关系恶化来看,两国的脱钩正在不断加剧,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制度化的特点。这意味着,一旦从立法和制度方面来推动中美脱钩,这种脱钩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固化、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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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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