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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中美“两超”竞争合作的“两超多元”格局,可能是未来20年中美两国的发展态势与理性选择。中国作为经济崛起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在经历剧烈竞争的赶超“错肩期”摩擦后,有可能逐步进入相互适应的竞争与合作的新时期。从更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领跑的时期,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等世界多元力量,将进一步改变世界格局的面貌。新时代将证明,所谓后起大国以武力挑战守成大国或守成大国以武力遏制崛起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历史,将难以重演 。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总体而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启的历史进程,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特定方式在某些方面加速或延缓了这一进程。此次疫情作用于现有历史进程的加速力或迟滞力突出地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上。相对于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主观”上的断裂更值得警惕。主导国家间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与方向。尽管就目前态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但疫情已经昭示:除了同舟共济并肩前进,人类不存在其他选择。

史蒂芬•罗奇

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

如果如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疫苗问世还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那么被压抑的需求将累积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假如政府在此期间继续提供支持,让劳动者能够获得收入,那这些被压抑需求的释放可能将引发一轮市场意料不到的通胀飙升。作为总体上对全球化日益强烈的抵制的一部分,各国正威胁要让它们的海外企业回迁国内。企业回流可能大幅提高供应的安全性,但也意味着启用成本更高的国内生产商。飙升的赤字和债务可能加剧这一问题。历史也表明,在这种情况下,通胀可能是唯一出路。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毫无疑问,疫情之后的经济全球化会以吸纳新要素的方式继续发展,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也会出现自我调适。但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欧美是通过产业重组来维持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核心地位,还是通过升级规则和标准来维持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支配地位,如果只是以“维护各种安全”为理由、以离开经济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为代价,退回到以区域经济为壁垒的状态,都将面临难以解脱的困境。

鞠建东

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

从全球秩序角度看,当前整个全球秩序处于失序状态。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已经不再具备领导全球秩序的能力,但中国也还不具备主导全球秩序的能力且美国也不会支持中国主导全球秩序,因此目前世界处于失序阶段。未来世界秩序可能会出现竞争共存局面,由全球治理机构和区域治理机构组成双重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结构。

模型:袁斯健、杨坤隆、马绍之、闫方甲

执笔:杨燕青、林纯洁、马绍之、邵玉蓉

5月4日,以欧美最早实施“封锁”(3月10日)的意大利“重启经济(reopening)”为标志,全球新冠疫情主要国家正式进入退出“封锁”、重启经济、和病毒共存的大规模实验期。但从全球范围看,新冠疫情导致的“大封锁”是前所未有的,而欧美选择在疫情依旧持续的情况下 “退出封锁”,如何分步骤、分阶段重启经济、和病毒共存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核心主题。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中国在恢复经济方面直面的内外巨大困难,意味着中国总的形势远未变得比新冠肺炎流疫爆发以前有利。对中国的几乎空前严峻的挑战就在前面。此外,与全球治理的前景直接相关,中国因特朗普政府弃置美国原先的“全球领导作用”而填补真空的机会有限,小于目前国内外不少人预言的。中国在世界上的“软权势”吸引力,中国的可用资源和经验,都相当有限,而中国将遭遇的相关国内外障碍将相当巨大,包括大流疫导致的种种复杂性。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颇为可能。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虽然疫情所带来了一系列史诗级的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冲击并不是革命性的拐点变化,疫情只是一个加速器,它使已经开启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化大大加速了。因为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地缘经济与政治冲突等世界秩序的变化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疫情虽然只是个加速器,但它却会带来很多超级问题。疫情带来的未来第一个超级问题就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一个较长时间的低迷期,而且低迷的程度比上一轮还要低。第二个变化就是大的结构,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经济对比将出现加速调整。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首先,在得到病毒的疗法或疫苗前,消费将持续疲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的某些部门将被削弱,如休闲和酒店业,以及会议、体育赛事、艺术表演等。经济复苏的第二个更严重障碍是企业破产带来的伤害。这种经济混乱越严重越持久,就越会拖垮财务健全的企业。大范围的破产可能令经济疲软不堪,使投资和创新枯竭。经济反弹的最后一个长期障碍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减少对“外国人”特别是减少对在医疗用品等各领域发挥作用的中国经济的依赖,以保护自己的国家,这种本能将成为世界主要大国趋从于猜疑和轻蔑的沃土。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香港大学教授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施展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中国经济在严防死守中“停摆”数十天。美、日等进口大国体尝到全球供应链被中断的苦楚,尤其是紧缺的医疗战略物资。3月初,病毒穿越国界,在五大洲迅速蔓延,成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北美、欧洲、日本等各大经济体遭受重创。4月初,美日政界人士和官员发声,公开倡议本国企业从中国迁回或转移至其他国家,甚至宣布将为此拨出巨额预算。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全球化终结了吗?分裂世界的“新冷战”时代到来了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怎么了?当下汹涌着的种种非理性亢奋,到底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无解的“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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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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