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大规模核武器可以使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敬重，这种观点在一般民众中相当流行。但是国内还少有深入讨论核武器究竟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国际声誉，也没有具体区分敬重和惧怕两个不同概念。在防止核扩散体制已经形成的今天，大力扩张核武器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惧怕，而不是敬重。在中国的常规军事实力正全面超越美国之外的其他所有大国的时候，大规模扩张核力量难以带来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在当前情势下，朝鲜不可能完全弃核;美国不可能以武迫朝弃核;朝不可能如美韩所愿而“崩溃”;韩日搞“核跟进”是低概率事件;相关国家走向“默认”朝实际拥核国身份的可能性极大。若如此，就出现了解开朝核“死结”，使朝核问题从“无解”转化为“有解”的可能性。当然，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国际政治现实，则需要中美韩日俄朝等方把握机遇、共同努力，也需要适当的运筹方式和合适的机制与平台。目前看，能使相关国家聚在一起，共同化解朝核问题“死结”的恰当机制与平台，惟“六方会谈”机制莫属。

对于核大国相互之间来说，核武器不是拿来用的，是拿来看的，有了它就有了谈判筹码。但是这个谈判筹码的关键就在于，它只能被威胁着会用出去，但不应该被真的用出去。一旦真的用出去，筹码反倒就没有价值了。威胁着要把核武器用出去，只要能确保大规模报复的有效性，并且让对方明确认知到这一点，威慑有效性就达成了，剩下的就是外交谈判的事情。

以中日韩合作促进区域治理、以区域治理为切入点重塑东北亚地区秩序，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借鉴东盟经验，奉行“柔性的多边协调主义”原则；二是坚持“优化存量、改善变量”的基本思路；三是探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实际操作路径。总之，应在坦诚面对现实、有效管控分歧以及推动问题朝着妥善解决方向发展的同时，丰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区国际关系的观察角度，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逐个机制、逐个基金、逐个项目地扎实推进。

无论本次疫情如何发展，中美关系的演变都是双向的，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美方，也取决于我们自己。不要停留在讨论定性层面(relationship)的中美关系是更好还是更坏、合作还是对抗，也不要停留在观察、评判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而要重视经营社会关联层面的中美关系，也就是那些跨时空存在、与执政者更替相关度低甚至无关的那些关系。疫情之后，寄希望于他人减少点麻烦或增加点帮助都不现实。在我看来，要“把自己的事做好” ，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提高与所有国家在技术标准、交易规则、交易程序方面的互联互通，让“脱钩”成为自我损失的选项。

2020年世界形势发展的八大趋势：全球经济进入超低利率时代，全球治理博弈愈发激烈，区域和双边合作快速推进，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东西方割裂趋势加剧，各国在网络空间的竞争更加凸显，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竞争、科技竞争在加剧，核扩散的风险上升，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出现国际化趋势。2020年十大风险：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国际贸易冲突升级，中美因台湾地区、南海等问题政治军事对抗风险上升，《中导条约》失效引发军备竞赛，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动荡，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冲突激化，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部分国家内部动乱诱发全球社会动荡，国际原油供给出现危机，英国脱欧对英国自身和欧盟以及全球的影响。

尽管中美关系紧张已经有时日，但两国曾经联手对付过共同的敌人。作为一场全球危机，新冠疫情也应被视为共同的敌人。毕竟，病毒既不遵守政治边界，也没有任何种族或国籍界限。没有一个国家能单打独斗赢得这场抗疫战争。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击败新冠病毒的共同利益要远远超过我们之间的分歧。通过要求中国和美国选择第三条道路，新冠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

未来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少数超级大国的主导供给；二是全球主义的集体行动；三是地区主义的合作一致。对于第一种方式，鉴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以及疫情期间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无论从供给方还是需求方来说， 其意愿和能力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对于第二种方式，由于“全球政府”并不存在，缺乏监管而导致全球公共产品被过度使用、引发“公地悲剧”等问题，而集体一致行动需要支付较高的“摩擦成本”。对于第三种方式，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但是否一定能够形成，则取决于地缘政治关系。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并不好。新冠病毒出现前，全世界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可怕事情叫喊。其实，我们是在数日子，直到一场气候灾难让整个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我们面临着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的严重威胁。财富的集中正达到临界点。我们彼此提醒，这十年是最后的机会，在此之后，我们所有努力的结果都将微不足道，不足以拯救我们的星球。此次新冠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近乎无限的重来机会。我们可以另起炉灶，重新设计我们的硬件和软件。

中美关系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螺旋下滑，彼此信任快速消耗，共同利益基础不断削弱，互利合作逐渐松弛，甚至侵蚀到多年来有力支撑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新冠疫情不仅未能重聚中美协调合作的纽带，反而加深了两国矛盾。中美在疫情期间不断升级的舆论战对双方民意产生了极大塑造作用，相互愤恨、怨怼的情绪成为主流，中国和美国在对方国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急剧下坠，社会基本面对对方的认知和感受发生转折，给两国关系留下绵延且严重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