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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成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虽然全球宪制思潮在内容、目标和价值取向上都相对纷繁复杂,但总的来说积极成分较多,并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宪制的实质是对赤裸裸的国际权力关系进行的一种文明规制,并和霸权和独裁相对,所以和中国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法治、反霸权、反单边主义、多极化、新型大国关系等主张都有相通之处,理应成为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补充。

马晓野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创建院长

始于经贸关系的调整,刺激双方用冲撞式外交方式在各领域探究对方的行动界限甚至底线,意识形态外交的底层思维一旦确立,将对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双边关系产生最大杀伤力。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中美之间是否还有共同利益,有哪些共同利益,并将此一一列出。如果双方的共同利益被暂时忘却,如果人们不知道双方还有共同利益,如果在考虑如此重要的、事关国际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时,人们没有把双方的共同利益当作权衡的砝码,这本身就是一个应该避免的重大错误。

庞大鹏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尽管历经变化,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职能应该分为基本职能和延展职能。对于中国而言,上合组织最初的定位仍然继续坚持,中国在上合组织发展的新阶段需要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对中国而言,上合组织的定位或者说基本职能仍需要建立在以下三点的基础上:一是稳定边疆,构筑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安全屏障;二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三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依托。

张蛟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人类与病毒的对抗中,疫苗无疑是终结疫情的最有效“武器”。3月,中国将新冠病毒遗传信息公开后,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和制药企业展开了一场研发和获得新冠疫苗的全球竞赛。疫苗竞赛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一些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在竞赛中处于不利境地。疫苗不应该被任何国家垄断,也不应为大国、富国专享,世界需要促进各国公平获得疫苗的机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全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疾病,新冠疫情(COVID-19)的蔓延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流行病的扩张范围,它带来的人员伤亡、经济崩溃、边界关闭以及其他影响,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对风险社会的想象,新冠病毒的传播也在实践另一种“全球化”的统治之路。就在疫情引发的新一轮逆全球化的表面之下和边缘之外,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正在挑战西方世界的秩序。

科尔图诺夫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执行主席

翻译:单之旭

新华社国际部译审

“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的出发点在于,最初的步骤不应该出现在政治或军事领域,而要从欧亚大陆的经济结构入手。经济才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虽然近年来政治往往在经济面前占据上风,但归根结底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经济利益,从经济利益考量往往比政治更为稳定和理性,也更少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若比较一下以往两次将欧亚地区联合在一起的尝试——一次是使用武力,一次是通过贸易(丝绸之路)——就不难得出结论:总体来说,与武力相比,贸易往来是更可靠的促成联合的工具。

王达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征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期,美国对华施压策略出现了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美国加速对华“脱钩”使得中国短期内在关键行业和领域可能陷入被动,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中国也将在人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面对美国的施压。中国需要在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做好充分应对美国竞争性对华政策的准备。现阶段,中国应以率先复工复产为前提、以持续自主创新为基础、以深化区域合作为依托、以推动互利共赢为手段。长远来看,中国只有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被美国边缘化的风险。

刘明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

美元和欧元的竞争是相对温和的。在全球市场中,两者的竞争将持续激烈,双方都会竭力增强自己货币的吸引力。但在政府间关系层面,市场竞争这一“低政治”领域的竞争,尚不至于演变成“高政治”领域的外交对抗,主要是因为欧洲并不急于挑战美国。尽管双方意愿可能是好的,但错误计算的可能性总是不能排除的,欧洲在中东推广欧元有可能走得过远,在是否支持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长远看也可能产生矛盾。币权竞争无疑将会持续,但双方都会竭力避免失控。最可能的是相互克制,限制地缘政治的紧张程度。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特朗普所强调的文明,其实更像是身份,并不包括价值观等重要的文明要素。因此,从身份政治的角度,他的文明界线仿佛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他的文明界线又是模糊的。他攻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西方文明的内核,或者是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西方用了800年历史发展出来的宪政文明成果,似乎正是受到特朗普主义的冲击。这已经不仅是文明间冲突,更像是文明内部的冲突了。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

新冷战是一种充满国际政治敌意与文明冲突内涵的全面性对抗和竞争,局部利益的妥协与交换,甚至局部利益的直接牺牲,已经不足以拯救“中美关系”。但中美关系的直接破局亦存在结构性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和平属性、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以及中国以“软脱钩”策略开展持久竞争的战略智慧。美国的新冷战全球动员不会简单地闭环,世界政治在力量、观念与地缘利益上的多元化,也制约了美国对“中美对立”的截然想象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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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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