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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仕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研究员、所长、博导

王珏

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馆员

印中加勒万河谷冲突使两国关系跌至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谷。此次冲突看起来具有偶然性,实则是莫迪政府对华奉行示强外交、追求“高风险高收益”政策效果的一种必然结果。其后印度对华示强外交的举措更加频密,带有寻机报复的直接考量,更有其深层逻辑。其中,既有印度常年追求“绝对安全”与主导地区秩序的政策惯性,也有莫迪政府有意利用外部战略环境利好谋求对华“变道超车”的发展路径选择。印中关系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印国内政治生态的右倾色彩则为该冲突及莫迪政府对华示强外交预置了底色。

孟晓旭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五眼联盟”是指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五个盎格鲁—撒克逊系英语圈国家组成的情报联盟,是惟一能几乎监控全球的情报网络组织。“五眼联盟”情报来源丰富,既截获来自卫星、电话网络和光纤电缆等基础设施的私人通信,也通过监控大型科技公司的用户数据记录来收集信息。被“五眼联盟”盯上的机构五花八门,包括联合国组织、航空公司、电信运营商、金融机构、跨国公司、石油公司等;被盯上的人物既有政府要人、企业家,也有艺人。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现有的国际秩序可能要瓦解,瓦解之后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失序混乱。重建可能不见得是先重建全球秩序,可能先建区域秩序,在各个区域之间通约利益,然后建立全球秩序。未来的世界不会是由一个单一国家,美国或者欧洲,也不会是中国来主导,而应该是一种多中心的、多文明的、多元一体的新秩序。在建设过程中间,应该是共商共建,然后大家来共享的新秩序。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把控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方向的右翼势力不具备动力、诚意推动沟通,更不具备维系中美关系的信念,指导他们的唯一理念是进攻性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和高度意识形态化、丛林法则化的政策取向。美国国内政治也失去了给予两国关系一定喘息空间的基本条件,国会成为反华遏华政策的最大“工具箱”,正在进行的大选更为对华强硬政策的极端化操作提供了肥沃土壤。但对中方而言,随波逐流地放弃沟通努力将是不理智的。中美关系越是向下沉沦,中国越需要在其运作中重新唤起沟通的力量,一手抗争、一手对话。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过去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三大描述中国外部环境的说法:一是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在改革开放前讲的比较多;二是强调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这是引导我们看外部世界的基本思路;三是拥抱全球化,即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导致我们对世界格局走向的认知发生变化。当然,近些年出现过“引领全球化”的说法,这次中美关系复杂化之后,“引领”这两个字说得比较少了,现在从中国如何看世界有些迷茫。

胡波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美关系持续下行,加之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国内外不断传出类似“美国要轰炸甚至占领中国南海岛礁”的所谓内部消息,中美双方的前沿兵力也都在强化存在和威慑,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纷纷担心,继贸易战和科技战后,“中美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任何军事冲突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至少,其中一方需要具备与对手进行冲突的意愿和条件。基于理性的判断和推测,笔者尝试回答,美国大选前后,中美军事冲突的风险有多大?风险究竟在哪里?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疫情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未来,世界经济金融将呈现深刻的结构变化和新的趋势,需要提出新的问题。对此,构建新的思维框架。一是要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二是探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新边界。三是储备货币把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分成两个阵营。四是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金融最为严峻的挑战,疫情危机继续并加速恶化。五是全球经济金融联动系数和速度大大加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关联和联动的世界中。

富景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导致全球能源需求急剧下降,这加剧了能源市场主要行为体对市场前景的悲观预期,由此相应地改变了这些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和互动关系。油价震荡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已不再是消费国争夺油气产区的传统能源博弈,而是转变为油气生产国争夺出口市场的新型能源博弈。如何构建有效平衡能源市场各方利益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应利用自身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角色,提升其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周方银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在其官方文件中正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首要的安全威胁;2018年3月,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此后中美关系不断下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非传统安全危机不仅未能推动中美两国合作,反而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2020年5月,美国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直指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大方面对美国发起的强烈挑战。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以及在政策手段上不断突破底线的做法,影响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所处的周边外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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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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