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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库 Global Thinktanks

施嘉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张建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就“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概念来说,不仅其内涵相当模糊,而且还存在着三大悖论:一是“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历史逻辑并不规律;二是约瑟夫·奈在引申中修改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两个要件,而这两个要件均不能得到验证;三是“金德尔伯格陷阱”难脱霸权稳定论的窠臼,而约瑟夫·奈却回避了霸权稳定论这一根本性问题,即美国霸权是否如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那样急剧衰落?

谭笑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短期来看,中美两国供应链难以完全脱钩的判断依然成立,美方对华发起脱钩行动皆会遵循“窄领域”“间歇性”等特征,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过分伤及美企在中国的利益、危及自身市场份额。中期来看,中国仍需坚定不移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并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供应链多边化”,从而在面对“供应链战争”时拥有足够的止战能力。长期来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掌控整个供应链,也不可能长期占据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因此,唯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合作共赢,才能做大供应链的全球市场,实现科技的共同进步,最终造福全人类。

霍建国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简单地概括,它既有双边矛盾,同时在国际多边场合也体现了对立和矛盾的发展。从动态的角度讲,矛盾的双方都有产生变化的可能,更何况中美矛盾交错复杂,要注意矛盾变化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次机会,寻求解决和化解矛盾的可能。现阶段我们需要提高对美周旋的能力,驾驭复杂矛盾的能力,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保持斗而不破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所以说周旋也是一种艺术和水平,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我们软实力的体现。

蔡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界大变局意味着当今国际社会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调整的历史发展新时期。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更昭示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度调整。而对自诩为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现有国际秩序遭到挑战,因此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其要竭力稳定现有国际秩序,并通过在区域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获取制度性收益。基于此,日本现阶段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制衡特征,意图在对华合作中既要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要形成对华制度优势。

潘向东

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刘娟秀

新时代证券宏观团队负责人、首席宏观分析师

下半年CPI增速在高基数下下滑,这点没有争议,但大家对于PPI增速的分歧较大。影响PPI增速的主要因素仍是产出缺口,但是和大家认为的实际产出起主导作用不同,我们认为疫情导致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和美国不同的是,由于缺乏金融工具、社会保障待完善、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等原因,中国居民和企业行为决策对经济基本面反应迟钝,这就导致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和需求对经济基本面不是很敏感,比如中国债券期限利差、信用利差都不能像美国一样反映经济预期,中国债券收益率主要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当前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了明显倒退,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已经接近用尽。中国开始被美国脱钩,被澳大利亚、加拿大脱钩,被部分欧洲国家脱钩,中印关系还有可能继续恶化。此外,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领域,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变得越来越“棘手”。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的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倒退,对这种趋势不能不防。随着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全面恶化,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地缘政治红利”已消耗殆尽。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去构建新的发展环境,重构新的地缘经济关系。

胡娟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自新冠病毒肆虐以来,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美国政府和国会连续出台涉华政策、法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美国官员攻击中国的言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中美两国都有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双边关系正像“自由落体”一样急速跌落。世界舆论担心,中美关系一旦失控,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将更加困难,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必将加剧,世界秩序将更加混乱,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也会迎面而来。这绝非危言耸听。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对抗程度更加严重,呈现疫情冲击与舆情冲击叠加压力的局面。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并非是走向“新冷战”,而是呈现为“软战”格局,其基本逻辑是中美围绕谁对谁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展开角逐,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激烈竞争。决定中美“软战”的根源主要是国内政治因素,中美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政治差异在疫情冲击下产生了政治化的危险。如何妥善处理中美社会差异和制度差异,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内重建中美关系共同行动框架,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

许勤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

王际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体制机制创新,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下,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绿色发展为沿线国家在生态环境条件约束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调整,国际秩序变化给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外部风险的同时,也为其绿色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推进符合沿线地区现实需要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经济外交项目组

回顾2019年,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持续走弱,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遭遇重创,中美战略竞争持续进行。在诸多负面因素发挥作用的背景下,中国通过开展多层次经济外交活动为改善外部环境做出努力。展望2020年,中国将继续推动与重点国家的双边经济外交、立足周边推动“带路”外交、围绕国际机制改革开展全球经济外交,为维护本国经济发展与安全、推进区域和全球繁荣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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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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