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债供给剧增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对美债的需求，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额来看，均有所下降。尤其是3~6月份，外国投资者美债持有占比连续4个月环比回落（绝对值仅是3、4月份持续环比下降）。但由外国投资者减少美债持有，就得出“去美元化”的结论也失之偏颇。一是外国投资者有可能减少了美债投资，却增加了美国其他金融资产配置。二是还有可能是官方净卖出美元资产，但私人部门净买入，总体依然为国际资本净流入。

19世纪上半叶，在打开中国国门的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正处在海外贸易与国内政治的主导权由传统旧贵族重商主义转向新兴资产阶级构成的自由商人群体的关键时刻，一个跨越国境，由鸦片贸易商、金融服务商与政治代理人携手，建基于议会政治的“深层政府”运行模式正在逐渐形成。鸦片战争的爆发，正是由这些自由商人游说英国政府的结果。他们的这些行动，不仅重塑了英帝国在全球实施其霸权的方式，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拖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况。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加快转向依靠内需和自主创新，那么，它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可能会实质性加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是沿着附加值阶梯向上攀升的，附加值低的活动将被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而中国则成为全球关键技术生产和开发的一个中心节点。而在近期内，中国经济决策的战略意图是对冲全球持续不断的割裂风险，与此同时保持它对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参与不受影响。如果成功的话，中国将摆脱其“世界工厂”角色，转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精细的消费市场。

印度认为中美紧张关系会持续并对多极世界格局构建产生影响，对其自身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印方据此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通过“议题联盟”“不对称通融”等方式深耕美国，应对中国崛起；重塑与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和宣扬“印度方式”，削弱“一带一路”向心力；加强与美在印度洋合作和“印太”塑造，防止中国主导该地区；宣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但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未来，印度“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不会根本改变。中国在警惕印美地缘战略互动的同时，应着眼大局，妥善管控分歧，并利用印度在经济、技术上的政策不确定性争取合作。

中俄并非盟友，而是战略协作伙伴。这个定位意味着两国是在符合双方大利益的前提下开展合作的。如今，世界力量格局与秩序正经历巨大的变化，最大的风险是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因而，中俄战略协作的要义不在协同作战，而在于共同阻战，即双方通过合作尽力化解发生大战的风险。历史上，大国间总是结帮对战，或挑动他者生战，新型中俄关系若能改变这个历史的规律，则人类之幸也。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的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的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迎来重大调整，这也是近年来美国发起对华经贸战和科技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的重要原因。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来自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障碍。

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性和广泛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目前，世界经济萎缩，旅游、贸易、投资等都受到疫情防控的医学要求为起因的制约。疫情后，这些限制的解除难免会因种种国际政治因素叠加而受到一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解决问题终究还要靠政府之间的双边互动。联合国、G20以及其他多边协调机制在未来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这很可能也是大家感到迷茫的一个因素。

各国在抗疫问题上的不同表现，主要是文明差异所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无神论、以人为本、强调集体主义和和谐观念等特征。与此相比，西方文明则具有有神论、规则至上、强调个人主义和斗争哲学等特性。并且这些特征都在各自国家的抗疫过程中得到体现。总体来看，在危机期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群体更能接受大政府模式，应对更为高效迅速。与此相比，即使是在危机期间，西方人也更愿意接受有限权力的政府模式，应对往往落后于疫情发展。

如果美国认识到，造成其全球影响力下降的既有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对外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因为中国的挑战；如果中国认识到，维护自身发展权是这场对美斗争的主题，而不偏离这一主题，同时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以不断提高人民福祉为中心，那么，中美将可以避免走上大国争霸的老路，也可以做到竞争与合作同在，最终实现双赢。

虽然中美是世界两大国家，但是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结构。但是金融体系依然是美元主导，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处于一个不匹配、矛盾的状况。中美较量取决于长期增长，取决于哪个国家能扛得住不发生危机，哪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路径。不取决于短期之内的一些表面上的因素。长期增长既是国家利益，代表着人民的幸福，也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