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贾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十三五”时期，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的川渝地区追赶势头明显加快，使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十四五”时期，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更要利用好区域梯度发展格局蕴含的增长潜力。根据测算，未来5年如能将人均GDP的区域差距缩小至2015年的水平，名义GDP年均增速可以提高3.1个百分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十四五”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中要注重发挥其在扩内需、稳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王信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杨娉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袁萍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的深入实施，离不开各级政府、各类社会主体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履行应尽的义务，这也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提升合力，形成协同效应。为此，应加大政策统筹，逐步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各行业的总体战略和政策体系中，尤其是应纳入财政税收、货币金融、贸易等经济调控政策决策中，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相关经济调控政策协调联动，从而引导全社会资金更多、更低成本流向节能环保产业和绿色发展领域，提高全社会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李实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岳希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罗楚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
我们利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课题组2018年住户调查数据，在假定两年期间居民收入分布不变的情况下，来推算出2019年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和比例。按照上述的绝对标准（家庭年收入10万元），城乡低收入人群占全国人口的近65%，相当于9亿人。如果按照相对标准（收入中位数的2/3），那么低收入人群占比约为37%，大约有5.1亿人。
李佳洺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文忠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余建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生产力布局即按照地域进行社会生产组织，是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和目标进行区域统筹的重要手段。“十四五”时期作为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基石，需要在新的国内外发展形势下，对重大生产力布局进行中长期的战略性思考，支撑我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李国平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全面协调发展阶段”。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区域分化以及区域差异扩大问题，重塑经济空间格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基于影响我国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研究认为“十四五”期间，必须多策并举，需要重新进行区域划分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从而实现调整和优化中国经济空间结构，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重新划分中国区域由现在的四大区域划分为五大区域，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
顾文军
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
笔者建议，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企业要参与国际化、市场化的竞争，产业环境尤为重要，政府只需要在基础建设、营商环境、人才培育、产业服务、企业聚集上下功夫，筑巢引凤，培育企业发展的温床，当好“店小二”，做好政府服务的分内职责。而全球产业竞争，就交给产业；市场竞争，就交给市场；企业竞争，就交给企业家。专业人做专业事，技术含量很高的半导体产业更应如此。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今年疫情之中，中央就在强调国际国内“双循环”，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差，中国已将推动“内循环”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向。安邦智库认为，推动经济“内循环”，就是在逆全球化的经济新环境之下，寻找到支撑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安邦的智库学者陈功提供的解决思路是，在中国未来整体“向内看”的发展策略调整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长江经济带”的地缘经济价值，并在发展策略、空间安排和发展时序上做出调整。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安全资产短缺是理解近二十年多来全球宏观经济各种病症的重要视角，它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危机时期西方国家普遍遇到的低利率或负利率难题和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也是思考美元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所面临的新“特里芬困境”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重要抓手。将美元放在安全资产这个更广泛的范畴内部，厘清美元与其他安全资产视之间的互补和替代关系，将美国视为全球体系中最重要的安全资产的供给者，对于理解当下的许多政经问题，会提供一个框架。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许多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了减少安全风险，在疫情结束后将采取更多的去全球化策略，但这些政策的目标并不是防范疫情在全球扩散。受去全球化策略的影响，正面意义的全球化在5年内难以恢复到疫前水平，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不因此就会受到抑制。去全球化很可能伴随着全球治理的萎缩，这将不利于抑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这如同以药物杀死病毒的方法可能会同时杀死健康需要的白细胞。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去全球化将给人类带来的是福祉多还是麻烦多，尚需进一步的观察。
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疫情之后，全球会迎来一个“三去”时代，去科技主导、去全球化、去巨头企业。海外更多呈现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的状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选项可能很多会走向不断给老百姓转移支付，长期保持一个高额财政赤字，甚至赤字货币化。相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教育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而言，这些措施对于长期的生产率改进没有什么帮助，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相反，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未来的“三大改革”，城市化2.0、产业链进一步开放以及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可以对冲掉中国的人口老化、债务率高和逆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重在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改革与开放的内在统一。扩大开放的重点向国内规则、标准等层面延伸，使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其二，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规则、标准等对接，将使服务业市场开放、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等关键性、基础性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要突破，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刘陈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在海外疫情日益严峻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建议继续加大力量支持科技发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保增长的同时，应该着眼长远，加强制度建设，全力在财政支出和税收减免、融资便利、直接融资支持和加快直接融资的股权市场建设发力，加快建设发达的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例，为科技创新提供更有效的金融供给。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将深刻影响大国间政治，特别是中美关系。中国率先击退国内疫情，虽然付出重大经济及社会代价，但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美国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在对华战略和经贸阵线上收缩。但疫情带来复杂性向中国提出了挑战——美国及其盟友正在逐渐恢复经济、中美脱钩的领域在扩大、美国及盟友对华饱含嫉妒和敌意。因此，中国应坚持对外军事和经济战略适当收缩，以恢复国内经济和防止国内疫情卷土重来为首要任务。
姚枝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已经使全球化进程呈现倒退趋势，疫情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了反对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力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虽然疫情不断催生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合作需求，但短期内难以阻止全球化倒退步伐。疫情之下，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影响力不断提高。疫情后，中国将进一步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郑联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根据2009-2010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经验教训，当前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资金应该主要来自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由此而产生的收支差额应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融资。从目前的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支出来看，财政资金（包括来自税收和发行各类政府债券筹集的资金）还不足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为实现给定经济增长目标所需要的资金。因而，在2020年下半年，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同时，政府也应该充分动员社会资金（银行贷款、城投债、PPP等）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
王永利
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最近，有关美国可能将香港踢出SWIFT，切断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迫使香港以及参与香港事务的中国金融机构退出美元交易与国际清算体系，从而使香港与中国的国际贸易与金融往来严重受阻的说法传播很广、影响很大，但其中很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客观准确地看待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