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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历史上不断有人以及国家推动限制利率上限的那些法律和举措,还有一些道德规范也希望能限制利率上限。但这些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这种道德规范越是对放贷人敌意,越把有钱的本来可以放贷的人吓跑了,资金供应量只会越低。资金供应量越低,借贷的交易安全也越低,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得资金成本利率值会更高,而不会更低。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适度下调法律保护利率水平的要求有其合理性。这符合近年来不断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政策大方向,2018年和2019年,在监管部门的支持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显著下降。适度下调法律保护利率,可以进一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过去半年来,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经济,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尤其困难,如果能降低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既能支持小微企业活下去,也有助于就业、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不过法律保护利率水平的下调也不宜过快、过大。调整法律保护的利率水平应该努力在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保护民间借贷的积极性之间求得平衡。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货币的双循环是实体经济双循环的支柱。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和人民币的海外循环就是我国实体经济国际循环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这就要求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国内金融市场总体稳定,利率、汇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现在需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迎来了新的时间窗口。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的民营经济正在出现系统性的“弱化”,除了在资本追逐的互联网科技等少数领域之外,在大多数产业领域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老化”、“弱化”、“退化”、“钝化”的现象。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众多民营企业带来用工困难、订单严重萎缩、物流不畅、资金链条断裂等严峻挑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风险防控的压力较大,民营经济外部环境从长期看不容乐观,实际上也意味着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困难和低谷阶段。

史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促进经济活动的畅通、连续。畅通包括国内各个环节、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各个区域之间的畅通,也包括国内与国外的经济联通。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就是:打通创新链、强化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要办好自己的事,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加快转向依靠内需和自主创新,那么,它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可能会实质性加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是沿着附加值阶梯向上攀升的,附加值低的活动将被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而中国则成为全球关键技术生产和开发的一个中心节点。而在近期内,中国经济决策的战略意图是对冲全球持续不断的割裂风险,与此同时保持它对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参与不受影响。如果成功的话,中国将摆脱其“世界工厂”角色,转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精细的消费市场。

吴琳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印度认为中美紧张关系会持续并对多极世界格局构建产生影响,对其自身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印方据此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通过“议题联盟”“不对称通融”等方式深耕美国,应对中国崛起;重塑与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和宣扬“印度方式”,削弱“一带一路”向心力;加强与美在印度洋合作和“印太”塑造,防止中国主导该地区;宣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但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未来,印度“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不会根本改变。中国在警惕印美地缘战略互动的同时,应着眼大局,妥善管控分歧,并利用印度在经济、技术上的政策不确定性争取合作。

王锦杰(华东政法大学 博士研究生,福州市政府办公厅政策法规处 副处长

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的行政领导制度。从行政决策的角度,行政首长在本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内享有最终的行政决策权,就此承担责任。合法性审查作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一种内部辅助性的程序设计,仅具有“建议权”的价值属性,应当服务、服从于宪法所设定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合法性审查不能对行政首长行使重大行政决策权产生实质性的剥夺效应。在宪法框架下,“合法性审查”程序及其内在机理,在解释论的视角应当以“合法性论证”为最终归宿。

毛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财政金融制度(主要是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是影响地方公共债务增长的主因。财政分权反映政府间财政关系,金融分权反映政府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这两者取决于政治、经济等根本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调顺了关系,将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存在的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降低地方政府举债激励,提高金融机构参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风险审慎度,从而根治地方公共债务风险问题。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是一个挺前沿的问题。“治理”在国际学术界并不是一个传统久远的概念,上世纪末之前使用很少。在这个世纪的前十年开始热起来,最近十年才成为学术“热词”。我们在完成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性目标之后,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和发展,必须适应新的要求,才能支撑和引领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

赵建

西泽研究院院长

邓宇

西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王梦汐

西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基本理念不动摇,通过供给侧的创新创造新需求,需求侧的升级带动新供给,供需两侧在双循环体系下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闭环。伴随完善的基础设施在推动经济循环中的基础支撑和科技革命的溢出效应,中国经济依靠庞大、多元、富有纵深和广度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将逐步建立起具有充足的条件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双循环经济体系。

满运龙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实务教授

美国总统的权力非常大,并且涉及各个领域。美国总统有七顶帽子:行政机关的首脑、对外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国家元首、军事力量总指挥、立法机关的领导(国会通过很多立法,总统可以利用其位置来宣扬立法理念,同时国会的立法需要总统签字,也就是说总统对立法有否决权)、司法机关的首领(这里意思不是讲他本身是法官,而是说联邦机关所有的法官都是由总统来任命的,当然这个任命是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美国政党的领袖(两大政党,特朗普是作为共和党的代表被选举为总统,他实际上也是共和党的第一号人物)。

胡伟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特聘教授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纲领性文献。这篇讲话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传统社会主义所存在的体制性弊端及其封建主义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标和途径,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阐明了制度与人的辩证关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民主和法制的基本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命题的理论渊源和基本取向。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过去四十年和未来三十年的增长,一方面增长模式确实在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过去一些曾经行之有效的政策现在对于增长和效率的约束越来越突出。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成功,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未来的关键改革有四个要求:考虑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变要素市场扭曲的情况,走向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坚持对外开放。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7月份的部分经济指标的恢复性增长开始放缓,显示出增长乏力的迹象。在今年剩下的4个多月里,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着诸多压力。最大的影响还是疫情对国际国内市场的冲击,如果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疫情蔓延持续至今年底,那么外部需求今年很难显著恢复。在国内,除了疫情影响,今年的洪灾影响也对经济复苏带来了阻碍。安邦智库的宏观团队过去指出过,第三季度经济是中国全年经济的关键阶段。从目前情况看,除非显著加大投资力度,全年经济要恢复到正增长2%以上,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奢侈的目标。

刁伟涛

青岛理工大学地方债务研究中心副教授

地方债务信息公开是我国地方债务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这项工作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绝不应仅限于“为了公开而公开”。事实上,地方债务信息公开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在其本身之外,它是提高财政治理水平的有效抓手,更是监督制约政府举债行为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在当前,除应进一步加强完善地方债务信息公开,尤其是提升公开的及时性和系统性之外,还应加强对地方债务信息的分析和应用,尤其是引导和鼓励科研机构、市场机构等第三方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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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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