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郭晓婧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董小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要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就应该立足中国国情，结合当下实际为实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定可行性的措施：建设“新高地”：加快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搭建“宽平台”：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营造“好环境”：建设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对标“新规则”：推动形成高标准的经贸规则。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
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第一财经研究院
虽然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中美对立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从贸易摩擦扩大至针对特定区域、实体和个人的制裁。除了贸易、科技，金融正在进入中美博弈的核心领域。虽然关闭领馆的行动引发极大关注，但就经济全局的实质性效果而言，金融制裁影响尤甚。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的具体风险，中国应当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应对。首先是认清双方实力对比，保持对美多层面沟通和施加影响，其次是在全球范围建立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并支持更多元化的全球秩序建立，第三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扩大CIPS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的国际使用，加速推出跨境的中国央行数字货币。
王俊生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院研究员
田德荣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院硕士生
“关系危机”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状态：国家间关系从和平走向冲突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对抗。这种过渡性对抗既有别于国际危机表现出的那种高度军事对抗性质，也有别于国家间非军事化竞争表现出的那种模糊状态。关系是由行为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塑造的，因此，国家间利益冲突带来的消极互动是“关系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国家间敌意则是“关系危机”螺旋上升的直接原因。
王凌光
澄观治库高级研究员、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
丁玲
广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截至2020年7月17日，美国商务部、国务院、财政部的各类出口管制名单中涉及的中国内地的实体（包括商业机构、研究机构、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等）达到536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体214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体1个。该制度无疑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而言，美国的出口管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适应全球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重构大趋势，积极推动缔结新的贸易协定，加快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从要素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不断完善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义。因此，对于这些“中国议题”的解决也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的核心议题。可以预见的是，新一轮开放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本轮开放更具战略主动性，更契合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需求和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需要。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日前，蚂蚁集团宣布将推动A+H股同步上市，预计募集资金在100-200亿美元左右，这将创造出国内A股市场募资的历史记录。蚂蚁集团的上市，对国内A股市场而言，具有标志性的作用，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股灾的阵痛和近期一系列改革和严格整顿后，正迎来扩容发展的机遇期。而在中美之间战略摩擦日益加剧的情况下，A股市场的发展对中概股的回归和香港市场的繁荣都具有战略意义。
彭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对标2035年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土地制度改革要实现以下目标：第一，在逐步减少政府对土地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基础上，真正废除纵向由中央向地方下达用地计划的制度，取消高度集中的用地指标管理制度。第二，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第三，政府从土地征收、出让领域退出，还权给市场，真正实现政府的土地管理与经营职能分开。第四，土地的价格要通过竞争实现由市场定价。第五，地方政府能够彻底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曹鎏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
持续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处理好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法治与“人治”、创新与法治、实体合法与程序合法、高权行政与柔性执法、自制与他律、整体性与局部性、统一性与阶段性、常态与应急行政法治、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十大关系，因时而动、与时俱进，朝着构建服务型政府、守法政府、善治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高效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数字政府和创新政府的目标迈进。2020年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节点，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寻促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内涵式发展并提速转型升级的最优路径。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王恺
中国银河证券
2020年4月27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获审议通过，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加速推进。创业板的定位是服务自主创新型企业和成长型企业，这类企业的特点是成长性较高，但是不确定性也较大，一些企业有机会成长为行业龙头，但也有较多企业的发展可能达不到预期，甚至有可能失败，这就尤其需要激活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逐步形成“优币驱逐劣币”的正向反馈，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全球经济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政治风险。就全球收入的分配而言，美国1%最富有的人，占有的社会财富接近40%；法国1%最富有的人，占有的社会财富接近25%；中国1%最富有的人，占有的社会财富接近30%。收入不均衡状态的越来越明显，财政转移等扶贫政策应该会成为政策的重点。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农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收入增长的情况，也应该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可能低收入人群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此次疫情的冲击更大，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政策更大程度地倾斜这些群体，是不是要直接补贴低端人群？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由于疫情防控转向中长期化，政策空间要有新的规划。现在很多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所以前期的力度可以更大。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实际赤字率在今年可能会达到11%，并受到汇率因素、中小银行风险、呆坏账延期的影响，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因此，政策不能够一次性全部投入，要为明年留有余地，甚至要为后年的一些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石佳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刘连炻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法务部法务专员
从历史上相关金融机构被踢出SWIFT系统的先例来看，SWIFT公司可能在单边制裁法就禁止其为被制裁金融机构提供金融通信服务作出明确规定后，或单纯基于SWIFT公司内部管理规则的要求，相应切断相关金融机构与SWIFT系统之间的联系。中国当前需要进行全面评估，特别是针对美国出台进一步的制裁法案禁止SWIFT等机构面向被制裁金融机构提供金融通信服务、SWIFT惮于被制裁的风险而被迫将被制裁金融机构踢出SWIFT系统的可能性，未雨绸缪，及早做好因应方案，而不宜单纯从实际可能性的角度持盲目乐观态度。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董昀、郭强
新企业进入壁垒的持续抬升、超大型企业的日渐强势，以及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孱弱，共同导致小企业在经济网络中日益边缘化，大企业逐渐成为美国经济中的创新主体；这些因素也使得技术变革的涓流难以均匀地从创新巨头渗透到小企业当中，从而令美国技术扩散的进程显著放缓。技术扩散放缓除了导致生产率增长乏力之外，也是美国市场集中度增加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诱因。这给我国带来的政策启示是，要冷静面对发达国家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使用的各种技术封锁政策，着力构建以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机制，并以公平竞争的方式促进技术扩散，切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鉴于二季度GDP增速反弹幅度超预期，我们将2020年全年实际GDP增速预测从此前的1.5%上调至2.5%（假设国内疫情不会再次大规模爆发）。考虑到大部分经济活动已基本恢复常态，虽然整体经济还有望进一步回暖，但三四季度GDP环比增长势头可能会明显减弱。不过，随着国内消费转为正增长，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继续保持稳健，即便环比增速大幅放缓，下半年实际GDP同比增速也应能反弹至5.5-6%。
郭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研究员、国际与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的贫困主要反映为针对医疗、教育的支出性贫困及丧失劳动能力后的老年贫困，其解决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医疗、教育是社会公共服务的重中之重，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尺。要根本解决因病、因教致贫，防止因病、因教返贫的发生，需要不断提高医疗、教育支出特别是针对贫困群体的支出另外，长远来看，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需持续改善农村养老保障水平，改变用低保养老的做法，尽快使养老金的发放到达贫困线标准，在解决老年人基本生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