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程华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从消费者的选择权看，中国的网络支付产业已经进入全链条竞争时代，消费者有着充分的服务商选择空间，并且新技术避免了消费者锁定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从支付服务的质量看，中国网络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居于世界前沿水平，其迅速的发展还为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小微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重要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行业的动态创新看，机构间的竞合关系及市场格局尚处在不断变化的阶段，新技术推动的支付方式创新也层出不穷；从费率水平看，定价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费率水平不断降低，目前处于全球最低的水平。
周建军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制造业和产业链优势更多体现在总体规模和布局等方面，在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标志性产业的产业集中度等方面跟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业还有不小的差距。在一些产业和领域，产业基础（包括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基础研究等）还很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风险不容忽视。而通过不断地提升学习和创新能力，动态地调整自身的比较优势，将潜在的比较优势持续地转换成竞争优势，正是成功的后发国家及其明星企业所走过的道路。
王静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副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吴月冠
澄明治库高级研究员，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大数据政策法律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为了建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海南全岛打造数据共享开放利用的试验区、海南政府打造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的数字政府具有最为基础和关键的作用。只有通过数字岛和数字政府建设才能实质性推动海南大部门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真正转变、推动政府监管全面升级，也才能真正为自由贸易港的建成奠定基础、铺平道路。高水平打造海南“数字岛”和“数字政府”，有三个关键词：法治先行、战略前瞻、科技硬核。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目前，中国财政已进入了“过紧日子”的阶段，预算内可用于项目投资的财力与维持“六稳”的客观需要相比，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在此背景下，需要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PPP机制创新的正确思路是，在支持稳投资过程中，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精神，积极促使PPP、产业引导基金等创新机制规范发展，在法治化、阳光化、规范化的制度与规则建设中，使财政的有限资金，通过“可行性缺口补贴”“母基金引导带动子基金”等手段，促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结构优化、绩效提高的轨道上稳步推进。
龚柏华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USMCA涉及的数字贸易、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的新规定，中国现行法规与之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应主动对标高标准，通过继续加大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保护标准，来减少与USMCA或CPTPP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上的差距，避免将来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因为国际规则标准差距而陷入“离群”被动。
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邓志超
植信投资研究院
刘涛
植信投资研究院
2020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成定局。下半年，疫情如果得到较好的控制，各国政策支撑经济重启顺畅，世界经济衰退幅度有可能收窄，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恢复水平可能出现一定的分化。发达经济体将快速萎缩，发展中经济体由正转负，而中国经济可能成为为数不多的正增长经济体。一系列“不同步”和不确定性将贯穿下半年世界经济运行过程。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一般而言，消费是三驾马车里最稳定的因素，讨论总需求波动通常更多关注出口和投资。但是疫情冲击下，消费需求失去了稳定。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的增速为-6.8%，其中消费贡献了-4.36个百分点，成为最重要的拖累因素。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回调和反弹，相当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消费需求的修复。伴随的一个问题是，当前消费需求到底恢复得怎么样？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在观察国际格局和各国抗疫表现时，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点，当下在评估各大国表现时对美国的研判可能是最重要的。西方一些国家现在由于个人主义优先，平常比较散漫，都是各自为战，所以显得手忙脚乱，不得不去动用军队或者动用联邦的资源，看上去总是慢半拍，损失严重。但是，一旦度过了眼前的困境，进入到一个长期的相对比较平静的、和平的时期以后，它们的个人积极性、企业的创造性、市场的“吃螃蟹效应”，可能又成为一种优势。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梅里·马达沙希
UNESCO 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十年的时间，一切照旧并不是好的选择。我们可能处于数字时代的初期，但这正是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做出决策并建立一个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和治理架构，全球合作协调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团体的协作至关重要。技术驱动可持续未来的积极场景不会凭空出现。要使这些技术广泛普及，需要跨区域的元素共同作用，从强有力的伦理框架，到法律变革，到教育和新技能的培训，甚至到劳工市场改革。技术公司、政府、工业、民间团体和研究者们都必须加入，共同发掘这些技术潜能，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张海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新冠病毒疫情过后很多变化有可能长期持续。除了各种非接触经济变得更加流行，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某些城市原本就已显现的“中心城区衰退”现象有进一步加重趋势。除了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部分老工业城市早已出现了中心城区衰退现象之外，本次疫情冲击后部分东部发达城市的中心城区服务业也受到较大冲击，再加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租金成本高、产业老化、结构调整受限、城市新区不公平竞争、行政干预过多等原因，造成某些城市的中心城区企业主体减少、人才持续流出，进而削弱整个城市的长期发展潜力，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冷战”这一术语却是误导性的历史类比。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用数以万计的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或文化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核力量较为有限，而中美年度贸易总额达到5000亿美元，每年有超过35万名中国学生和300万中国游客在美国。对当今美中双边关系更好的描述，是“合作性对抗”。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在权力资源总量上取代美国。虽然美国将继续在全球公共品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需要逐渐适应与中国越来越多地分享这一角色。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的高考和考研制度虽然存在应试教育等问题，但是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教育公平，使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宝贵的高等教育机会。“寒门出贵子”，一些农村出身的年轻人，正是通过高考而实现了人生逆转。但冒名顶替、篡改分数等违法违规案件屡禁不止，说明有钱、有权、有势的家庭，在向贫寒子弟下手，争夺其本就日渐萎缩的高等教育机会。而教育公平一旦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范毅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水平能够达到多少，要受当前我国城镇化实际水平的影响。部分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化实际水平要高于统计水平，同“五普”“六普”时一样，预计2020年人口普查后将会对实际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修订，由此将会对“十四五”基期城镇化水平产生较大影响，并对“十四五”末期城镇化水平的预测产生较大影响。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增长了1.06个百分点，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增长会略有下降，但是具备保持年均1个百分点左右增长速度的基础条件。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需要遵循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趋势。需要看到，在后工业化社会，人们需求的个性化和多元化趋势。需要看到社会力量与市场、政府之间的互补作用，需要更多地释放社会活力。需要避免社会力量被挤压到无法被行政力量管控的狭窄空间，既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利，也可能产生更多不可控的风险。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对于“内循环”需要有更全面的理解：第一，“内循环”就是形容国内经济和市场的新说法、新名词，其核心就是消费。扩大并利用好国内消费，这是体现“中国市场”优势的重要政策方向；第二，中国需要对外部经济形势恶化做好持久的准备，这时候要加强利用好中国的“内循环”，较大的国内市场为中国应对疫情冲击提供了更多的回旋空间，这是我们内部市场小的经济体多的一张牌；第三，重视“内循环”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外循环”，也不等于要抛开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单干，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