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对于“内循环”需要有更全面的理解：第一，“内循环”就是形容国内经济和市场的新说法、新名词，其核心就是消费。扩大并利用好国内消费，这是体现“中国市场”优势的重要政策方向；第二，中国需要对外部经济形势恶化做好持久的准备，这时候要加强利用好中国的“内循环”，较大的国内市场为中国应对疫情冲击提供了更多的回旋空间，这是我们内部市场小的经济体多的一张牌；第三，重视“内循环”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外循环”，也不等于要抛开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单干，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李军国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教授
人们开始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对农产品质量、品种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生产质量更好、品种更多、安全度更高的农产品，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市场反馈却出现了明显滞后。传统的农产品供给结构跟不上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有效供给没能很好适应需求变化，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现象没有明显改观，出现了农产品结构性过剩和短缺并存的现象。过剩的农产品还在持续生产，市场迫切需要的农产品却得不到有效供给。特别是粮食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现象。
第一财经研究院
面对中国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趋势，中国应积极调整国内产业布局，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关注制造业和服务相结合的趋势，打造与制造业相联结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软件等）和服务贸易“新比较优势”；并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具体来看，中国应加快通用芯片的研发、设计和代工产业，加大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软件行业超常规发展，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完整性的同时，补上产业链中的核心缺失环节。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武靖州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回顾新中国70年财税体制改革发展的历史，基本是沿着集权—放权—分权的路径推进的，作为国家治理基础与重要支柱的财政，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下，应当充分发挥其“治权”的功能，即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约束公共权力。约束政府公共权力的途径和手段有很多，但根本上是要约束住政府运用公共资金的权力，管住了“钱”，就等于牵住了权力的“牛鼻子”。
乔尔·米格代尔
华盛顿大学政治系Robert F. Philip讲座教授
翻译：杨端程、陆屹洲
当谈及国家能力时，我们首先需要从权威本身出发，对其进行讨论。权威意味着一些人具有命令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的能力。权威存在于任何情境之中，它试图将权力运用到政治、文化等各个情境当中，它决定了人们为人处世与日常生活的基础。理解权威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谁拥有权威去告诉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事。权威决定了人们行事的方式，决定了人们以何种名义行事，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何种方式自省乃至如何通过政治管控暴力。总而言之，权威关系到人民对社会与政治的期许。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员
伴随着传统增长红利的逐步衰减，如何找到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我们必须破题的重大任务。这在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在所有的“新动能”中，“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被人们赋予了厚望。如果要真正理解“数据资产”和“数字经济”对于“新动能”的驱动作用，需要把握“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数据资产。第二个层面：作为一种生产组织方式的数据资产。第三个层面：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和制度变革推动力的数据资产。
刘暾
赛迪顾问物联网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作为信息通信产业的重要组成，卫星互联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早期发展阶段，卫星互联网主要以提供语音、低速数据和物联网等服务为主，扮演着对地面通信网络的补充和延伸的角色。此后，受到应用拓宽、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等因素的驱动，加之商业卫星企业和火箭发射企业不断涌入，目前卫星互联网进入了与地面通信系统互补合作、融合发展的宽带互联网时期。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新冠疫情将全球化导致的经济脆弱性隐患暴露无遗，因此引发了对全球化的集中反思，并可能改变过去支持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三大支柱(政府、企业、公民)的态度，进而推动全球化从“舒服的全球”转向“挑战性的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已经是全球经济社会运行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被简单抛弃。并且，疫情还有可能加速第四波全球化——网络全球化的发展，并因此带来全球化的新发展、新转变。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在今后我们可能会面临两难挑战：进一步加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还是为了避免财政状况的恶化而满足于较低的GDP增速。如果出现这种两难局面，“两害取其轻”。我认为应该走第一条路线，争取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第一条路线，肯定后遗症不少，但我们还是应先保住增长，由此产生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虽然经济重心正在转移，但中国肯定不会想要脱离全球技术供应链，或是重新回到孤立状态。相反，中国仍将是全球贸易与投资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由于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更多的国内市场，中国还将帮助纠正全球贸易失衡，从而进一步支持全球化。刺激国内需求的努力将为国内外投资者创造扩张机会，促进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因此，以为强制技术脱钩、贸易制裁或强迫改变全球供应链就会终结中国未来的经济扩张，未免过于天真。批评人士若是目光短浅，看不到这一点，那将是他们的损失。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武琼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助理
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疫情正在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增长构成重大威胁，但也给东亚各国建立公共健康与安全的区域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新冠病毒带来了新的动力。中日韩三国以及东盟各国认识到团结抗疫的重要性，区域合作的迅速启动，已经成为了拉动东亚区域性公共健康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驱动力。虽然中日韩以及东盟各国在新冠疫情合作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新进展。但是，各国间的合作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和威胁。
卓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
1920-1950年，美国城镇化率从51.2%提高到59%，增加7.8个百分点，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单个城市从小到大的扩张。在此后的1950-1980年美国城镇化速度反而更快，城镇化率从59%提高到73.7%，增加14.7个百分点，都市圈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形态。在城镇化1.0阶段，我国都市圈化明显慢于城镇化。目前我国只有不到3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圈的城镇区域，过去3年全国只有46%的新增城镇人口进入都市圈。因此，人口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潜力巨大，都市圈是未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陈卫东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主持人:范思立
展望下半年，全球疫情“大流行”，全球经济“大衰退”，中美关系、美国大选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都给中国经济复苏增添了更多变数。随着复工复产、复市复商的推进，以及“六稳”“六保”政策的落地，中国经济将持续恢复和好转。但也存在疫情反弹、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地方债风险增大等隐患。预计三季度GDP增长5.2%左右，全年增长2.5%左右。
李海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近期，各地掀起新一轮的“新基建”热潮，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需要，更是布局未来经济高效发力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新型基础设施，既是基础设施，也是数字技术，还是先进产业，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因此，对“新基建”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物质层面，更需要拓展至思维层面。因此，不能就“新基建”谈“新基建”，正确的思维方式是跳出“新基建”谈“新基建”，由此才能认清“新基建”的深刻、深远、深情意义。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助、首席经济学家
6月PMI中的“购进价格”指数已经明显回升，预示通胀数字将触底回升。新冠疫情所带来的通缩即将被通胀所取代。通胀压力来自需求的扩张，背后是国内社会融资规模的高增长。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已经越过了第一个拐点，从今年1季度“危机应对式的极度宽松”转向了2季度的“常态式宽松”，令利率水平触底回升。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应该会迎来第二个拐点，从当前的“常态式宽松”转向“有节制的宽松”，从而给利率带来更强上行压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