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黄小军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战略及研究总监、资深研究员
吴昊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高级分析师
与2008年金融危机源于金融市场然后向实体经济传导不同，此轮危机源于疫情叠加石油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然后向金融市场传导，风险的传导也是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目前看主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仍然稳健，而未来美国企业信用风险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及能源市场的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叠加石油战的冲击仍可能滋生企业债务性危机。当然面对疫情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的是：摆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面前的是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防疫措施，美国和全世界对疫情的防控进展将继续是所有后续跟踪、分析的重中之重。
许勤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
王际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体制机制创新，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下，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绿色发展为沿线国家在生态环境条件约束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调整，国际秩序变化给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外部风险的同时，也为其绿色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推进符合沿线地区现实需要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经济外交项目组
回顾2019年，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持续走弱，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遭遇重创，中美战略竞争持续进行。在诸多负面因素发挥作用的背景下，中国通过开展多层次经济外交活动为改善外部环境做出努力。展望2020年，中国将继续推动与重点国家的双边经济外交、立足周边推动“带路”外交、围绕国际机制改革开展全球经济外交，为维护本国经济发展与安全、推进区域和全球繁荣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
崔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我们正处于两个大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几年在国际经贸关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极其复杂。面对国际经贸关系领域的各种压力，社会各界存在各种看法。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改革与开放，同时要摈弃关起门来搞改革的想法，坦诚地就结构性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与所有贸易伙伴展开对话。有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靠谈判达成一致可能比靠打官司更加可行。
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过去30年的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特征（3T，即贸易全球化、科技主导化、企业巨型化）会在疫情后逆转，全球经济面临疫情后遗症：民粹、脱钩、通胀。在宏观层面，预计中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就能恢复至潜在增长，但美国可能需等到明年年底。中国要居安思危。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中国始终可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加大对外开放。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警钟。国际社会在惨重和沉痛的代价中警醒，终于加强了在抗疫中的共同努力。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继续催化国际力量对比（即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国际格局的变化势必会落实到国际机制的变化和创新。本次疫情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深刻感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性和严峻性，要用国际规则、规范和机制动员和协调世界各国的力量加以应对。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化危为机，加快国际体制机制的更新和创新，使后者更好地服务于当前和未来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2019年亚洲经济增速出现超预期下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亚洲经济体经济活动总体上明显放缓，对外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增长动力不足，物价走势分化加大，但亚洲就业形势基本稳定，收入有所改进。展望未来，金融风险特别是债务风险累积、发达经济体负利率的出现与扩散、地缘冲突与突发公共事件、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以及美国经济走势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有所加大。总体而言，未来几年内亚洲经济将在中低速轨道上前行。
王道树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
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经济税源持续快速增长为税收增长提供了充沛源泉，财政体制税收制度改革为税收增长提供了体制保障，税收征管机制建设为税收增长提供了实现机制。“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税收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就需要从这几个方面全面实施改革，单一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观点和做法，都会误导实际工作，有损税收收入的长期持续增长。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世界越是失衡，越要求政策走向均衡。即使不考虑政策空间的有限性，一味地“开闸放水”以维持金融市场繁荣，也将导致社会“马太效应”进一步放大，动摇经济社会的稳定基石。由此，从长期来看，针对疫情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仅重在规模，更重在结构。在全球走出3月份的美元流动性危机后，政策措施能否重心向“下”，更加强调结构性、有效救助底层民生，将是决定经济金融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这也将为我们审视疫情时代各国经济的长期前景提供新视角。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汇率灵活性增加，提高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疫情率先在中国集中暴发，故今年2月份起，中国央行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采取数量和价格手段，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引导市场利率走低。这并未受到人民币汇率的掣肘。正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体现了汇率机制的灵活性，以及人民币多边汇率稳定体现了非竞争性贬值的基本立场，故虽然今年人民币汇率创下近12年来的新低，但美方根据年初达成的经贸协议中的汇率共识，并未对中国提出“货币操纵”的质疑。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早在此次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就已开始显著放缓，呈现出安邦咨询（ANBOUND）所说的“新常态脱轨”现象。既然如此，为何中国政府还要如此节省“弹药”？是在为今后更大的危机保留政策余地吗？在全球各国“大放水”背景下节省“弹药”，这也许是一种政策操作“技巧”，但实际上，中国很可能有另外的难言之隐——政策仓库里并没有足够的“弹药”！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也受到不少的约束。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亨利·基辛格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
托马斯·赖特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主任
当前，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应对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之后的形势。美国下一届政府的最重要任务是在疫苗研发和治疗方面推动国际合作，在重建国家经济时协调各国利益，促进互惠。美国还应该支持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机制，发展基础设施，以便更好地应对今后的传染病危机和其他国际挑战。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民族主义的以邻为壑政策，那将是危险的。总而言之，推动全球共同抗疫应该是当前美国最优先的外交政策。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了国际合作的缺失。面对疫情冲击，不仅以 G20 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和以 WHO 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众多地区合作框架也无所作为，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的框架。大国间抗击疫情的合作不仅难以开展，还频频出现了责任转嫁、物资劫持、 “脱钩”等现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机制设计存在赤字，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中，国际机制缺乏调动国内资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这些问题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阶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朱云汉
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
任何一场大流行病的暴发都不是这种病毒天然本质（如感染途径、传播速度、发病率或致死率）的单纯展现，而是这种流行病的天然属性与特定社会条件的互动结果。要回答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必须把这场“庚子年大疫”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结构、制度与文化脉络之中，以及放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来进行分析、推敲与判断。
任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研究员
黄宇韬
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以技术为主要解释变量，可以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互动的角度分析技术与霸权兴衰之间的关系。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出现于两种情况：其一，技术周期更迭且新技术研发滞后；其二，霸权国比较权力优势下降，安全威胁感上升。为了护持霸权，主导国基于国家逻辑“校正”市场逻辑。然而，“天平重心”偏向哪种逻辑并不必然决定霸权兴衰的结果。未来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各国会更加强调加强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带来诸多新挑战，甚至可能重塑世界格局。
卢基扬诺夫
瓦尔代俱乐部学术主任
巴拉巴诺夫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
博尔达切夫
利索沃里克
舒申索夫
季莫菲耶夫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时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国际制度的“摇摇欲坠”将未来归结为两个基本选择。要么维护已有发展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要么出现另一种两极对立，但要比冷战期间更加激烈。在完全不同的国际条件下，不同取向的玩家将面对不可调和的竞争。核武器仍然是防止滑入全球军事灾难的主要因素。但其威慑力并非是无限的，而且制度效能的进一步低下也将对其构成冲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