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鞠建东
虽然中美是世界两大国家,但是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结构。但是金融体系依然是美元主导,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处于一个不匹配、矛盾的状况。中美较量取决于长期增长,取决于哪个国家能扛得住不发生危机,哪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路径。不取决于短期之内的一些表面上的因素。长期增长既是国家利益,代表着人民的幸福,也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尹训飞
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是社会的“稳定器”。2020年,经济下行、新冠肺炎疫情及经贸摩擦等叠加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带来巨大冲击,突出表现为现有就业岗位减少、就业压力增大。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也是制造业就业第一大国,就业承压之重但也回旋潜力巨大。在一定程度上说,当前环境下如何稳住制造业就业意义重大,如何发挥好制造业保就业的中流砥柱作用则显得更为关键。
崔卫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我国既具有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强大国内市场等优势,也有制约阻碍高端要素资源国内国际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亟须以更大的改革开放,破除阻碍高端要素资源流动和集聚的各种壁垒。要加快研究并推动出台有助于高端或紧缺人才、先进技术、信息和数据等高端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开放包容的政策和制度。例如,在信息领域,对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研究开放网络直连,如对特定区域从事特定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开放网络直连,逐步实现高速访问境外经济类网站,方便从全球获取科技信息资源,为区内科研人员国际协作和生产提供便利。
王达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征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期,美国对华施压策略出现了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美国加速对华"脱钩"使得中国短期内在关键行业和领域可能陷入被动,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中国也将在人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面对美国的施压。中国需要在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做好充分应对美国竞争性对华政策的准备。现阶段,中国应以率先复工复产为前提、以持续自主创新为基础、以深化区域合作为依托、以推动互利共赢为手段。长远来看,中国只有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被美国边缘化的风险。
黄春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务学院副教授
刘瑞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对东部地区,鉴于其具备较强的经济发展实力,对地方债务具备一定的消化能力,可以适当保持较高档债务控制规模,但应重点防范地方官员利用政府债务盲目追求政绩的风险。对其他欠发达地区,首先应设置较低档债务控制规模;其次,应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设,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其债务承受能力;最后,可以适当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水平,以满足其城镇化建设需要,从而降低政府债务。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
“内循环+双循环”不仅仅是扩大内需,而是通过“内循环+双循环”改善制度环境,激活创新创业潜力,提升产业能力,改善产业结构。这些方面的提升空间是巨大的。同时,我们需要思考:哪些产业更适合开展“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换句话说,哪些产业开展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成功概率大?而哪些产业不容易成功?
林采宜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
季雯婕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研究员助理
2020年4月,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8月7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基础设施REITs作为潜在的投资标的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那么,中国的REITs有没有市场生命力?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全球化总是在重复着失衡与重构、脱钩与突围的故事,只是角色在不断变化,然而,至少从历史经验看,不变的是全球化似乎在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21世纪并不必然是亚洲或者中国的世纪,中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也不必然超过美国,这一切,都取决于相对意义上的国家能力,它集中体现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
朱隽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基于原则的管理模式,有助于实现系统性、制度性开放。负面清单可使开放理念和精神自动适用于新领域和新业务,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激发市场活力。同时,负面清单有助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采用负面清单可以有针对性地设置“不符措施”,利用“例外措施”机制为未来监管预留空间,并仍要求相关机构持牌经营,从而有效构建防范风险的防火墙。未来,我国贸易协定应以CPTPP为蓝本,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平衡好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
陈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高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长期看,我国面临的不是就业压力,而是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价格上升和经济停滞。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一要充分认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多生育。二是要将经济增长由报酬递减的领域转移到报酬递增的领域。三是鼓励国内不同地区雁型模式发展。对于中西部多数地区,不要盲目和一味排斥投资,要深刻认识到: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随着经济发展会发生变化;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我国储蓄率的下降已经并将继续超出我们的想象。要看到,即便美国第三产业如此发达,依然在招商引资,期盼制造业回归。
韩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是当前中欧关系中的重要优先事项之一。《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对中欧双方而言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战略意义。建议在投资自由化方面,谈判应把握好开放“度”;在安全审查方面,安全例外条款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选项,应完善国内安全审查立法,寻求“平衡博弈”;在国有企业问题方面,谈判应把握从国际投资角度规范国有企业与国际贸易角度规范国有企业的差异,同时应确保中国国有企业对欧投资不受歧视性对待。
吴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字节跳动的声明隐含着三个法律主张:针对字节跳动的行政命令没有遵循正当程序;将会损害表达自由;并破坏美国市场准入的法律体系。在当前的情境下,第三项法律主张实际上只是在表达一种浓重的失望,而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前两项主张。无论字节跳动采取法律措施的结果如何,都是一个企业在一个制度化的体系中追求自己可预期的权利。
冯奎
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求,以城市群、都市圈等作为城镇化主体,充分释放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动能。而中国的城市群与都市圈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核心城市的承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县城等中小城市的吸引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小城镇的特色与差异化分工优势需要进一步形成;城乡要素需要进一步实现自由流动,乡村发展滞后的局面需要得到缓解;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基础设施与要素联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等等。这说明城市群、都市圈的成长性强、发展的后劲足、未来的空间巨大,是投资建设的重点。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美关系很重要,不能任由对手涂抹改造。我们应避免完全在对手布设的轨道里行棋,而要争取更主动的议题设置权和更广阔的策略施展空间。对手布下的棋子并非所有都必须跟,对于那些挑战我们核心利益的,我们不得不跟,但跟的节奏可以掌握。对手越是急躁,我们越需冷静;对手越不专业,我们越要重视操作的专业性;对手越鼓吹竞争对抗,我们越有必要深化对中美关系的全面理解,在加强策略性斗争的同时不能没有挽救中美关系的姿态和举动。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传统的认识,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TFP主要来源于教育普及、人力资本增加、知识进展和技术进步。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变动,TFP在GDP增长中的比率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变动过程。改革开放初这样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后来又下降一半,甚至更低。是一个经济变动规律的悖论,也是一个经济学之迷。而我认为,其并不主要来自于广义的技术进步,而是体制从一元向二元改革释放的红利。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相比起经济高增长,经济绩效更重要,中国经济奇迹本质上表现为经济绩效的大幅度改善。而经济绩效的改善并非来自于增长率的提高,而是来自于衰减率和衰减幅度的大幅度下降。并且,从全球来看,穷国和富国的经济绩效差别不在于增长率,而在于负衰减率和衰减频率。经济绩效衰减部分的减少,则与一个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权利秩序有关系。下一步我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无论国际环境多么严峻,中国唯有进一步地开放权利——既包括对内权利的进一步开放,也包括对外权利的开放。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