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
凯文·P·盖勒格
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全球发展政策教授
尽管中美关系紧张已经有时日，但两国曾经联手对付过共同的敌人。作为一场全球危机，新冠疫情也应被视为共同的敌人。毕竟，病毒既不遵守政治边界，也没有任何种族或国籍界限。没有一个国家能单打独斗赢得这场抗疫战争。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击败新冠病毒的共同利益要远远超过我们之间的分歧。通过要求中国和美国选择第三条道路，新冠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未来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少数超级大国的主导供给；二是全球主义的集体行动；三是地区主义的合作一致。对于第一种方式，鉴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以及疫情期间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无论从供给方还是需求方来说， 其意愿和能力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对于第二种方式，由于“全球政府”并不存在，缺乏监管而导致全球公共产品被过度使用、引发“公地悲剧”等问题，而集体一致行动需要支付较高的“摩擦成本”。对于第三种方式，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但是否一定能够形成，则取决于地缘政治关系。
于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由于下半年经济回归2019年以来的国内和世界经济基本面，国内和国际需求不足，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最为可控的因素是积极推动应急防疫体制回归常态化防控。在2019年消费增速下滑导致了经济下行速度加快趋势下，加之疫情带来失业风险使得人们更加谨慎，储蓄倾向上升，“报复性”消费不成立。同时，内外需疲弱导致下半年制造业及其投资面临巨大压力。所以，在政策优先级上，兜底型支持政策为主导，主动刺激需求政策为辅助，要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大扶持力度，保证就业。
李勇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回过头看，2003年的非典是中国的一次“新零售”启蒙，非典之后，以实物商品网上售卖为特点，到后来扩张到线上线下联动的各种新型零售业态，推动了中国零售业向新零售转型，并成长世界第一的电商大国。而2020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将是一次以生活服务的数据化、在线化、智能化、融合化为特点的“新服务”启蒙。可以预期，在后疫情时代，“新服务”将成为在线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姚耀军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战明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和华南财富管理研究中心基地教授
新结构经济学指出，货币中性论仅适用于没有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静态”经济。对于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发展中经济体，由于货币价格（即利率）会影响投资成本，货币在长期是非中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其简单地推崇宽松货币政策。由于货币总量扩张速度超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低利率对企业家产生的补贴效应还会带来收入分配失衡，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在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
王雍君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与公共卫生等关键服务领域的巨大冲击，中国无疑需要采取力度更大的财政刺激与金融扩张，扩大财政赤字与债务水平是其中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但是，绝对地拒斥或赞同赤字货币化皆不可取；明智的选择是创造足够大的经济空间与财政空间，从而使赤字货币化变得既可行也有效，也就是既可促进增长又不至于明显损害稳定与平等目标。在人民币实现全面国际化之前，致力于从内部创造吸收消化货币化赤字尤其重要。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对于四万亿刺激政策的评价可能要两分法，不能简单地说四万亿刺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恰当的，但也不能说刺激就是错误。中国一定要跳出“谈刺激色变”的心理陷阱。如果经济下滑得很厉害，需要刺激，那就一定要刺激。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循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资源配置出现了系统性的扭曲，我们就必须果敢地对经济进行刺激。但是，光简单地选择刺激政策、没有战略性地进行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就不一定会达成最优的刺激效果。目前是经济发展的窗口期，我们必须要尽快提出6.5万亿的刺激方案，深入设计刺激方案。
廖群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
新基建的本质，即为新经济，也就是信息经济奠基的本质。将来的人类经济就是称之为新经济的信息经济；信息基础设施是新基建的核心，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地主导新基建而成为将来新经济的主导性基础设施。则新基建将支撑起将来我国经济的整个大厦。这正是新基建的意义所在。此意义之重大，非老基建，即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所能比拟，而更有突破性又更具全局性，进而对于整个经济更具决定性。
李宏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因而必须是一种信用社会。信任如同凝结剂，把单独的个体连接起来，使得他们可以相互合作，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增长，而且成就了公共生活的繁荣。信任社会的建成，不仅需要制度的改进，更需要观念的转变，需要每一个人的切身参与。欧洲构建信任社会的经验，对于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国来说，极具启发意义。
杨煜达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表明，未来增温1.5℃和2℃的不同情景下，东亚季风区极端降水、极端温度事件等发送概率有显著差异。未来不能排除在全球增暖背景下，气候可能进入新的不稳定阶段，在区域尺度上各种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给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可能。从全社会来说，加强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机制的研究十分重要，但对极端气候灾害发生机理的研究也很重要，需要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预判可能的灾害风险，并做好相关的社会应对预案，才能有效地降低极端气候灾害对社会的冲击。
穆罕默德·尤努斯
经济学家和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并不好。新冠病毒出现前，全世界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可怕事情叫喊。其实，我们是在数日子，直到一场气候灾难让整个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我们面临着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的严重威胁。财富的集中正达到临界点。我们彼此提醒，这十年是最后的机会，在此之后，我们所有努力的结果都将微不足道，不足以拯救我们的星球。此次新冠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近乎无限的重来机会。我们可以另起炉灶，重新设计我们的硬件和软件。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姜传钺
京东数科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5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通胀数据。其中，CPI同比上涨3.3%，较上月回落1个百分点；PPI同比下降3.1%，较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由于供给加快恢复、需求改善迟缓、国际油价大跌等因素，物价指标快速回落，通胀风险消退；在二季度全球经济衰退、外需压力凸显的背景下，通胀压力缓解有助于货币政策空间的进一步打开。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
中美关系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螺旋下滑，彼此信任快速消耗，共同利益基础不断削弱，互利合作逐渐松弛，甚至侵蚀到多年来有力支撑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新冠疫情不仅未能重聚中美协调合作的纽带，反而加深了两国矛盾。中美在疫情期间不断升级的舆论战对双方民意产生了极大塑造作用，相互愤恨、怨怼的情绪成为主流，中国和美国在对方国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急剧下坠，社会基本面对对方的认知和感受发生转折，给两国关系留下绵延且严重的“后遗症”。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所谓政府，大家关注的大多是中央政府。所谓市场，也就是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和各类要素的组合。但实际上在中国，中央政府只是代表着宏观意义上的政府，与之类似的还有省一级政府和区域管理型的政府。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随着城市地位日益上升，城市政府对自身利益的需求导致了微观经济制度产生了改变，并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我们不得不超越传统经济学范畴，把中国的城市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进行研究，并总结出与经济学普遍认知不同的经济发展规律。
李奇霖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4月核心CPI同比1.1%，较2月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创2013年有统计以来的次低，仅高于今年2月的1.0%。反映了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但终端需求不足的矛盾，核心CPI同比可能持续处于低位。4月PPI环比-1.3%，同比-3.1%，两者的跌幅都在扩大，表明工业品通缩加剧。和以往一样，波动主要由生产资料贡献，4月它的环比、同比分别为-1.8%和-4.5%，而前值是-1.2%和-2.4%。我们认为，通缩趋势已经明确，下一阶段物价的核心矛盾是防范通缩。
刘尚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我们对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和财政政策的理论需要重新思考，特别需要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放在同一个的参照系里去分析研究，而不是从两个部门、两个政策的角度来讨论所谓的组合和协调，那样的协调组合往往不会有实际的效果。财政行为、金融行为都会影响货币的存量、货币的供应，所以它们应该有共同的参照系，即货币存量的数量和状态。当前条件下，赤字的货币化，就是在共同的参照系下实施，这样的财政、货币政策才真正是一体协同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