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目前，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的政策讨论中，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显示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普遍存在。在美国等国家政策的关注点在于以财政借款向普通居民发放援助的全面基本收入政策的分歧。无论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还是全面基本收入保障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失去效力，宏观经济政策都在试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新的尝试，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不设定GDP增速目标的核心的原因就是由于疫情和经贸形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为了聚焦“六保”工作的落实，而不让各级单位在简单的实现GDP增速目标的传统做法中妨碍“六保”政策的落实，故今年暂时不设GDP增速目标。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不设定GDP增速的具体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相反在就业、国际收支、通胀、民生、风险、小康方面都设定了目标。同时要认识到不设定GDP目标不等于我们不完成全面小康目标，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
李晓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陈煜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化进程可能呈现出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且内容更加广域化，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应采取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就业”，并努力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中长期应该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和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汤蓓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2003年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不仅很好地遵守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则，而且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国际社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行动能力。中国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多边机制为补充的参与模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得到明显体现。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以及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多层次布局、多元行为体参与，是中国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范鸿达
上海外国语大学志远卓越学者、中东研究所教授
新冠疫情仍在肆虐全球，面对这个人类共同的威胁，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但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为了转嫁自己抗疫不力的失责，不仅恶意制造国与国的割裂，而且打击全球合作努力，助长了新一轮反全球化的声音。而我们更需警惕的，是在这一轮反全球化声势中潜藏的“去中国化”动向。面对这种“去中国化”的动向，我们该如何应对？
钱忠好
扬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牟燕
东北财经大学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决定了我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必须从乡村内部出发，寻找撬动实现乡村振兴的支点。要围绕“实权”与“流动”两个维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土地制度保障。“实权”是要将农地产权落到实处，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要明确农地各项产权权能的内含、外延，要把农地产权落实到具体的权利主体身上。“流动”是要在保证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在土地利用空间规划的管控下，实现土地资源的自由市场流动。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走通“先富共富”之路应正确掌握五项基本原则：1、以合理的收入分配激励创业创新；2、承认各要素的贡献、把按劳分配与按其它要素分配相结合；3、在“倒U曲线”前半段适当允许、容忍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就要主动地施加调节遏制“两极分化”；4、以“阳光化、鼓干劲、促和谐、扶弱者”为要领，运用系统工程思维构建分配制度体系；5、以改革即有效制度供给为龙头带动分配制度、政策体系动态优化。最后，走向“共同富裕”，必须下决心攻坚克难啃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硬骨头”。
陆挺
野村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3.76万亿元），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需要指出的是，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安排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3.8%，看似低于去年的8.1%，但是如果加入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预算外的赤字安排，我们估算该口径下今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3.5%，明显高于去年的11.1%。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是较大的。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今年一季度出现了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很多事情都已经超出中国可以控制的范围，也扰乱了这几年经济增长的趋势，让经济增长变得十分困难，所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不提这个目标是有道理的，这在经济学界是有共识的。但不提增长目标也并不等于经济增长一点不重要，“六保”目标的实现还是需要依靠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所以不提目标不等于经济增长不重要，只不过没有必要设定一个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的目标。
郑筱婷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扩大内需一方面要进一步取消人员流动的限制和经济活动的限制，尤其是应逐步放开对于吸纳就业较多的各种服务业的限制，让经济的自我恢复能力起作用。另一方面，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可采取发放现金补贴或发放可全额使用、不限品类的消费券的形式。建议由中央财政统一发放现金补贴或可全额使用的消费券给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居民。
廖福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放管服”改革促进了新型政商关系的形成，进而优化了营商环境。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城市营商环境，需要抓住行政审批中心建设这个政策工具，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高行政审批中心的集成化程度，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第二，“放管服”改革要重点关注民营企业；第三，注重政商关系的建设。
黄亚生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过去40多年里，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四个阶段：地缘政治共识 （1978-1991）、“交往战略” 共识（1991-2018）、 贸易战共识 (2018-2019）和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 (2020- )。从长期来讲，体制冲突共识将会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势， 这将会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业务，中国学者在海外的交流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影响。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限制华为升级，打击力度和针对性显著增强。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的计划，此次限制较2019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限制在地域范围、涉及产业链环节以及严格程度均显著提升，且针对性更强。美国限制升级或将冲击华为部分业务，长期加速半导体国产替代。短期来看，由于在半导体设计软件、设备等领域难以实现国产或非美厂商替代，华为部分业务或遭受较大程度冲击。长期来看，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以及产业迫切需求双重因素推动下，半导体产业的国产替代有望加速，利好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新冠疫情的挑战应该是短期的，只是对一些长期的趋势可能有助推作用。中国真正要面对和思考的长期挑战是来自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型冷战。我个人认为，新冷战已经在发生，而且始于特朗普上台。关于新冷战的定义，个人将其概括为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技术三个方面的中美竞争甚至是对立。具体而言，中美技术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甚至是对立早已发生，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在这一次疫情过程中加速发展。回顾西方在中国疫情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可以看到这一加速过程。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采取赤字货币化有很多严格的条件，包括：一是货币政策处于流动性偏好陷阱之中，难以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达到救助目的，必须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来推进各种救助举措。二是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已经没有，必须采取大规模的赤字政策，并且政府赤字扩展难以通过常态化的市场销售来完成。三是市场利率已经很低（通常为零），国家通过财政债务融资与央行进行货币发行融资的成本负担基本相当，利用央行发行现金的负债替代财政赤字负债具有等价功能。四是必须修订各种包括《中央银行法》在内的法律或启动各种例外条款，允许政府突破赤字上限并允许央行直接进入一级国债市场购买国债。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一揽子救助计划得以实施之后，尽管美国经济的情况仍日益严重，美国正遭受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就业危机，但资本市场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到4月底，标普500指数已经从年内的低点上涨了30%。很多投资者都对资本市场产生了乐观的情绪，认为在美联储的超级货币宽松政策下，资本市场仍将能够摆脱疫情的影响，率先恢复繁荣。但实际上，由于美国经济的危机在疫情影响下会持续，其带来的金融风险也会不断集聚，引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反而还在增加。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