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静文
中国民生银行宏观研究员
从经济走势看，下半年GDP两年平均增速将渐进回落。上半年担纲主力的出口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均将进入下行阶段，而其他动能由于受到种种掣肘，预计整体表现偏弱，难以显著抬升经济增速，预测二、三、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8.5%、6.8%和5.0%，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6.0%、5.8%和5.6%；从物价走势看，下半年CPI仍有小幅回升可能，PPI则已进入下行回落阶段；从市场走势看，人民币汇率将震荡走弱，国债收益率窄幅震荡。7月全面降准之后，年内仍有降准可能。财政政策方面，下半年经济边际趋缓之后，财政政策有望集中发力。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七国集团（G7）要在全球推15%的全球公司最低税率，全球最大规模最赚钱的公司都可能成为纳税人。这对未来的国际税收秩序会造成什么影响？从发展进程来看，G7在6月5日已经签署承诺，13日重申承诺，并期待在7月份的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会达成一致。如果G20最终也对此达成一致，那么这将是在国际税收秩序演变史上的一件大事，将对未来国际税收新规则的制定产生更大的影响。
李庆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魏琢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对华战略只是应对思路、方式和手段等形式上的变化，遏制中国发展的实质没有变。同时，拜登政府对华“弹性遏制战略”也面临挑战，拜登政府不可能无视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及各派利益分歧，盟友也不总是俯首帖耳，中方也会有各种反制措施，过去那种美国单方影响中美关系的局面不复存在。“弹性遏制战略”并非万应灵药，想要打破中美关系困局需要中美通力合作。
徐秀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亚洲经济增长率出现了大幅下滑。疫情也给亚洲各经济体就业、收入、物价、债务、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凸显。但相比其他地区，亚洲经济表现出较强的韧劲，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疫情期间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呈现许多新的亮点。展望未来，亚洲经济将呈现恢复性增长，但仍面临重塑长期增长动力的严峻考验。
吕耀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对华政策不仅是日本各层级战略在以中国为对象时的具体表现，也是日本对中国提出自身国家利益诉求的集中体现。进入21世纪，中日关系可以用“在曲折中发展”加以概括：两国既因小泉纯一郎多次执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经历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恢复过程，也在日本“国有化”中国领土钓鱼岛的冲击下陷入历史性低谷，几经周折才于2018重回正轨。如习近平所言，“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的是非曲直是清楚的”，并且其背后隐藏的两国间结构性矛盾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两国关系呈现出脆弱性的根源。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双碳”目标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带来的挑战可能超出想象。原因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人口大国、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出口大国，因此也是碳排放大国。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碳排放总量超过了100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8%左右，这一比例超过中国人口的全球占比（约18%）和GDP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超过17%）。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和单位GDP碳排放量都比较高。中国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双碳”目标（分别是9年和39年），难度极高，制约因素极为强大。
叶成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比较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要理解现代化就需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视角去审视现代化的逻辑。从本体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是各个维度的综合性结果，并且这一结果存在诸多客观标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简单的中欧比较违背了宏观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尽管中国和欧洲在16世纪之前一直是最为繁荣的地区，但两者在16—18世纪期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然而“大分流”却并非是理解近代世界历史的关键。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建立全球史观是科学认识现代化的关键，纯粹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亚中心的思考都会导致现代化的理解与实践的误区。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宏观经济的最基本问题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因而，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这样PPI的上涨就可以转移到生产链条的下游，使我们的企业利润得到好转。PPI上涨导致CPI上涨，是我们经济增长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不应该害怕，而且应该欢迎。
王永中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碳减排是“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基础性实现路径，而碳封存、碳捕捉和森林碳汇等起辅助性作用。作为一个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消费偏煤、能源效率偏低、油气供应风险偏高的发展中大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及实施，将会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能源系统构成全面深远的影响。双碳目标虽增加中国制造业的环保成本，但会引导国内制造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并为中国的光伏发电和风电设备制造业提供巨大的市场契机。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尤其是生产链条的国际化，各国都失去了对生产链条的全过程控制权，也因此失去了对战争资源的垄断权。这使得在科技、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全面对抗式的冷战变得日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战争，尤其是大国间战争，从冷战加代理人 战争模式，向多边疆战争的方向发展。多边疆战争具有多领域、多主体、多形态和多结果等特征。 大国间战争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领域的得失，而是变成复杂互动、结果不一的多重、多样的战争型博弈。这要求各国在总体战略设计的前提下，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对很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战略体系都构成了挑战。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
单从货币政策的逻辑来找此次降准的理由有些困难。但如果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角度来看，降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在今年上半年财政政策明显收紧，而经济增长动能又有所减弱的背景下，决策者有必要通过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相比放松财政政策和限产政策，放松货币政策更加容易。货币政策虽然灵活，但它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限。不宜将这次全面降准解读为货币全面宽松的开始，而更应该把它看成国内多项宏观政策系统调整的先导。这次降准显示，决策者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并在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黄国平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人民币发展的动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因素，也有金融监管和对冲私人货币无序发展方面的原因。数字人民币可以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扩大金融普惠性，同时，有助于人民币突破物理和地域界限，提高人民币易获取性，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较于美、欧等国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具有政治和制度优势、先发与场景优势以及竞争与容错优势。但随着数字人民币影响力和穿透力不断扩大，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国内外各种挑战和制约，需要妥善应对。
劳斯•施瓦布为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记住，技术本身没有完全的好坏之分，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整个社会，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负有各自的责任。事实上，即使企业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公司的影响最终也有可能弊大于利。而且，尽管在自由市场上运营的创新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但也离不开同样富有创新力且强大的政府这个最佳联盟——政府会始终把社会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归根结底，对于创新及其推动者，我们除了拥抱和接受以外别无选择。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名不见经传但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们应当给予更多鼓励，使其保持初心，避免膨胀成为垄断者。
解楠楠
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邢瑞磊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由双边贸易、区域安全向全球性、全领域方向发展，呈现出体系性特征。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化是“自上而下”结构路径和“自下而上”单元路径两类传导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后疫情时代，国际体系转型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强，大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同步增长成为新常态，国家安全日益复杂化，区域经济和安全竞争加剧，国际安全治理重要性上升。为此，有必要探索开放性安全共同体理念和国际安全清单，以区域和国际组织为平台，构建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联动全球治理体系。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张璐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下半年中国货币政策仍应坚持“以我为主”，“抢跑”固然不必，是否跟随亦需再行观察。而聚焦中国经济的“短板”，维持足够程度的“托底”，应该成为“以我为主”的最主要考量之一。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此举可以说大超市场预期，但进一步彰显了我国货币政策出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后疫情时期，在疫苗普及程度提高，发达国家开始大范围解除封锁之际，全球经济恢复的前景日益乐观。不过，与疫情期间克服经济下行有所不同，经济恢复的不平衡以及通胀压力的上升正在成为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或更长时期各国央行所要面对的新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曾预期，通胀水平上升将是未来一个全球需要面对的长期现象。正是越来越显著的物价上涨，使得全球货币政策的转向趋势日益明显。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