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颜嘉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如何处理社会秩序转型过程中的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成败。朝向权利开放的社会秩序首先需要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的依赖性，改变经济发展动能。未来的重点将仍是促进“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转型，实行土地结构改革，坚持市场在土地要素配置中的作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土地增值收益增加带来新的土地利益公平分配问题。需要打通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乡村的土地资源利用才会有回报，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才能平衡。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大力推进碳中和的目标进程，对于实现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能源服务，碳并非是必需品。化石能源是额外于气候系统的碳源，碳中和所需要的，就是要将额外于气候系统的化石能源碳清零。实现碳中和，依靠改进型的技术创新是不够的，一方面需要颠覆性的硬技术革命，以彻底取代并告别高碳的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这是碳中和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还需要社会性的软技术变革，从而加速并保障碳中和的实现进程。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
面对新崛起的大国例如中国或者印度，美国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将自身的价值观，或者基于这些价值观之上的规则，通过强权强加给其他大国。实际上，很多非西方国家也没有否定西方的一整套价值，很多价值对它们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西方无论是以殖民地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等传统方式来推进和建设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都已经不可能。实际上，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任何单方面强行推行自己价值观和模式的行为注定不会成功。大国之间，学会民主，学会相处，一个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的世界并非不可能。这可能也是一个多元世界秩序的本质。
程炼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大型互联网平台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兴起给市场监管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要实现对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有效监管，不仅要求监管工具的改革与完善，还有赖于经济理论，尤其是产业组织理论的进步。从目前的情况看，政策与理论两个领域的进展都还没有达到应对挑战的要求。不过当前热议的双边市场、长尾客户、网络效应等诸多现象，在历史上都曾经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通讯成本的下降而以各种形式出现过，并最终被接纳为市场的常态。因此，我们应该对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市场自我完善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同时在不断探索中找到政府与市场的正确位置。
李自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副研究员
从“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成立，这一进程本身就是一次扩员和质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使上合组织在地域和性质上再次蜕变。随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上合组织面临新的内外发展环境，也再一次面临战略性转变，从聚焦内部合作转向“内外兼修”，加强参与全球治理的发言权，遏制不断膨胀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目前上合组织还处在印巴加入后的消化吸收期，但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调整自我定位，形成近期、中期和远期的扩员方向和目标，既为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更多实践探索。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新冠疫情之下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已顺利闭幕，大约半年之后，北京冬奥会即将举办。从当前全球及中国的疫情传播和各国应对措施来看，在半年之后，全世界几乎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控制住新冠疫情。这意味着，北京冬奥会很可能如同东京奥运会一样，要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举办。这对中国、对北京、对张家口来说，都将是一次不小的考验。有着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经验，北京的建设、组织与服务的能力应该没什么问题。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这是东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也应该成为北京冬奥会坚持的原则。
封凯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纪怡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只有本土技术能力实现了持续的发展和累积，中国工业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加强。那时的全球化将会赋予中国全然不同的角色：中国企业将会获得更多与领先国家同行公平竞技的机会，进入更广阔的新兴市场；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提供知识生产和知识流通的公共品，将更广大的世界纳入我们自己搭建的创新和产业共同体。这样的前景，既不可能通过抄近路的战略，也无法通过继续依附于美国体系获得，只能以坚定的战略意志，借由建设创新的内循环体系来实现。
余淼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十四五”期间，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开放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同时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做好对外开放工作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十四五”期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为了更好地贯彻开发这个新发展理念，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真正做到构建全面开放的发展新格局。
刘国恩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伴随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全民医保制度进一步完善，人均期望寿命持续上升，人类社会必将越来越加大在医学技术、公共卫生和健康促进等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因此卫生技术评估的要求和应用将不断提升，成为国家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科学手段。医疗卫生注定成为各国宏观经济的“朝阳产业”，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医疗卫生领域占据越来越多的资源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如何优化医疗卫生的资源配置，将是宏观与微观卫生决策的重大议题。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从当前的新冠疫情形势来分析，北京冬奥会有极大的概率面临东京奥运会同样的处境——将在新冠疫情之下举办。毫无疑问，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顺利地举办这场特殊的冬奥会，将是中国和北京面临的挑战。尤其要注意的是，政治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北京冬奥会，以美国为首的一部分西方国家政治家仍在跃跃欲试，试图以所谓人权问题、新疆问题来杯葛北京冬奥会，这无疑在生物病毒之外又增加了政治病毒。中国如何在种种不利条件下，顺利将北京冬奥会举办成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全球化精神的运动会，是未来中国和北京将要面临的挑战。
王广涛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俞佳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对冲战略包含非极端性、相反性和避险性。"双层对冲模型"将对冲分为总体性对冲和议题内对冲，而对冲的具体选择则取决于体系层次的对抗性和单位层次的身份匹配。2017 年以后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调整，日本在政治安全领域与中国身份较不匹配，因此强化了对华政策的对抗性;而在经济领域内与中国身份较为匹配，因此加强了对华关系的合作性。总的来说，日本对华总体性对冲的对冲性质更加明显。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
中国从2018年开始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是国际通行规则，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基础，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创造了基础条件，有利于充分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但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妨碍市场主体进入的隐性壁垒，即一些不在负面清单禁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由于前置条件多、变相审批、“准入难盈”等原因，市场主体仍无法进入。各种隐性准入壁垒的存在减弱了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效果，也影响了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必须着力予以破除。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流动儿童的流向选择和义务教育均衡政策之间存在空间的错配。在这个错配的过程中，如何摆放这些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儿童的城市化离不开跨省人口的迁移。所以儿童的流动方向不应该被扭转，需要改变的是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如何激励地方政府愿意主动增加对流动儿童的投入。建议：第一，鼓励民办，允许公办收费。激励地方政府吸纳流动儿童。第二，最关键的是适度地向地方、向基层分权，只有分权才能增加地方竞争，才会让地方政府降低人口流动的成本，地方政府才会有积极性去向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
王立铭
浙江大学教授
考虑到新冠长期化、流感化的前景，我们也许需要对“清零”这一目标进行微调。特别是考虑到国外疫情的走向难以预测，输入性感染、以及输入性感染引起的二次社区传播，风险将是长期存在、无法消除的。短期消灭疫情，需要的是万众一心、不计代价的战时思维；而长期管控疫情，同时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则需要的是科学决策指导下的常态化管理思维。常态化管理思维，需要更精细化的思考和决策，争取在防控疫情、保障人民健康，和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之间，取得平衡。
阿瑟·林德贝克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
瑞典模式在最近十年成为高度流动的状态。瑞典经济和社会政策最近数十年已形成的“规则不稳定”特征，由此变得更为明显。不过基本趋势表明，瑞典已再次成为较为“正常”的西欧国家，回到了1960年代中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激进实验开始前的状态。瑞典在1995年成为欧盟成员国，看起来也加速了这个变化。如果近期以来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变化持续下去，本文所定义的“瑞典模式”将成为一个短暂的历史插曲，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早期，其生命期不超过三十年。
李冬新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副教授
杨延龙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讲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合作以构建区域内多边合作框架机制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发展,以构建区域一体化为目标,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进入21世纪后,东亚合作驱动力减弱,制约了东亚合作进程。2008年以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化带来巨大冲击。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化进程。新形势下,疫情将成为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的新驱动力,区域合作力度将大大增强。同时,东亚供应链面临结构性调整,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将成为现实需求。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