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路乾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差距。最终的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经由权利平等，提高低收入者致富的机会和能力。赋予低收入群体参与市场的平等权利，为其发挥才能创造条件，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可以更有效地结合，不但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也能为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这也是2021年8月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的题中之义。
董杰旻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
蒋屹阳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
唐世平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
经贸往来是国与国之间的重要交往渠道。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不仅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也大大深化了。那么经贸往来，或者说经济相互依赖，能否转化为外交影响力呢？我们初步的统计回归结果表明，我们需要对形形色色的“经贸决定论”保持警惕。一方面，中美经贸可能并不是中美关系中特别有力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另一方面，即便我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也不能指望我们会自动拥有更友好的国际环境。我们还需要在经贸之外的领域下更多的功夫。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我们将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中央提出深化新三板改革，并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既是中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需要，也是为北京发展高端服务业送出了一份大礼。未来北京能否抓住机会，就要看北京如何承接、如何有作为地发展了！
谢超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以2017 年洞朗对峙和2020年拉达克对峙时印军开展的战术行动作为案例，分析发现印度军政协调能力和军事战略执行能力仍较弱，这是导致莫迪政府对华运用惩罚性威慑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印度国内对危机结果的不同认知推动了其战略的发展，使得印度在对峙失败后屡次以更具进攻性的姿态挑起新对峙。印度对华战略态势的转变值得中国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应合理降低对中印关系的预期，同时加强自身国防建设.建立可靠的威慑能力，如此才能维护自身主权利益，把握中印关系大局。
殷剑峰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在金融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差距。不过，由于结构差异，两国金融体系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动员和配置跨期资源方面，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可以迅速动员国内资源，推动大规模投资，但长期的配置效率存在问题；美国以资本市场为主导、开放的金融体系掌握了全球的金融定价权，能够在全球配置金融资源，有利于鼓励技术创新，但在迅速推动国内大规模投资方面存在短板。从当前中美金融实力的静态比较看，如果发生极端事件，中美两国的金融体系都将受到重挫。
马凯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打造一个稳定以及和谐的世界秩序有三大矛盾，第一个矛盾是西方正在衰弱，导致西方主导的秩序正在弱化。第二个矛盾是，虽然现有国际秩序正在削弱，但西方又把它视为长期利益所在。第三个矛盾是，西方要加强当前的秩序，要回到一些根本性的西方原则，来重新焕发世界秩序的新活力。1945年所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我们继续沿用这个秩序，保留它的原则，对它进行巩固加强。我们看看未来世界的格局和轮廓，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张文达
兴业研究宏观团队
郭于玮
兴业研究宏观团队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老龄化程度预计仍将进一步加深。老龄化成为我们分析判断未来经济走势无法忽视的重要变量。从经济总量角度来看，对经济增长，老龄化可能降低劳动力供给、降低劳动生产率，并挤出投资，带动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不过，如果老龄化有效倒逼技术升级、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则能够减轻潜在增速下降的压力，促进产业升级。不过从自然利率的角度出发，现有研究普遍倾向于，人口老龄化会造成通缩压力，推动长期利率趋势性下行。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8月27日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给出了他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的基本看法。他表示，美国经济继续朝着减少美联储应对新冠疫情紧急计划的方向取得进展。他强调，通胀走势仍属短期效应，并以此来支撑自己对于货币宽松政策的观点。对于未来政策走向，他并未暗示美联储何时计划削减资产购买，只是表示可能是“今年”。他同时暗示，对任何加息的最终决定都持谨慎态度。这被理解为在缩减宽松之后，美联储开启加息进程的时间可能更长，这给市场带来了相对乐观的前景。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宋靓珺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我国数量庞大的低龄老年人特别是准老年群体，在主观上有着较强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意愿，在生理功能和智力储备上也较大程度上具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可以也应当充分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本。但是，虽然我国逐步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已是大势所趋，箭在弦上，但无论最终实施何种退休年龄调整方案，在政策正式施行之前，全社会应就下述几项观念重塑与制度创新达成基本共识和广泛认识。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王伟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诊疗权威指南和公认基本原则，对患者采取超出治疗需要的不当诊疗措施的行为，通常表现为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住院、过度耗材、滥用手术和抗生素等。中国近年统筹医疗、医药、医保三个领域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使过度医疗有所减少，但应看到过度医疗依然是中国医疗领域的顽疾。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求我们深刻认识解决过度医疗问题的紧迫性，遵循维护人民健康的宗旨，将健康理念融入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所有政策，明确各主体治理职责，发挥多主体协同治理作用，尽快解决过度医疗问题。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经过39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我国的中产队伍有了一定的增长，尤其是在大城市、特大城市里，这种增长更为明显。但是，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中产阶层中的大部分人，仍然聚集在中产阶层的边缘地带，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就业者聚集在中产与下层之间的过渡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现阶段的政策变量非常关键。如果采取适当的辅助推进政策，中产阶层就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反之，如果政策失误，则会停滞甚至倒退。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根本特征是美元本位，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信用由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弊端显现，存在通货紧缩倾向、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三大缺陷，其背后的根源是：作为一种国别货币的美元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而中国不仅需要在现存体系中趋利避害，而且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刘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促进共同富裕是我国下一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之一。要通过金融手段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就应该发挥金融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应、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来配合金融政策，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来建设创新型金融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阶段要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需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更加密切地进行协调，通过有关政策精准发力来尽快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增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何玉长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伟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数字生产力是生产力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位一体”的数字化；数字生产力应用是数字技术与生产力要素融合，实施数字化劳动的过程。数字生产力应用具有专用性和通用性、虚拟性和平台化、共享性和分享性、赋能性与节能性、预测性和精准性，以及“比特”与“原子”共存等特点。数字生产力的劳动应用，表现为数字技术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有机融合的数字化劳动和新价值创造过程。数字生产力的产业应用，表现为数字农业、数字工业和数字服务业兴起和价值创造。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的关键。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中美相关金融监管冲突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形成以中国内地企业在A股科创板、创业板，和港股进行上市的风险投资退出路径。如果考虑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出路，从越来多的中概股企业“回归”港股和A股来看，这是基于中国地域影响力来扩大金融“内循环”的路径。同时，香港作为自由港，仍可以吸引海外资本通过港股或内地与相关的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中国企业，它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外循环”的出口。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李鹏飞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
未来进一步的改革要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发力：第一，加快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和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户籍制度改革，增加土地（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供给，以适应那些城市人口增长的大趋势。第二，打破行政边界，围绕大城市大力发展都市圈。第三，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地区间以人口自由流动为基础，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