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时代，具有洞见的信息和分析就是探照灯和路标，能有效指引科学决策的方向，规避风险。对信息工作的有效保障，是每一个政府部门和企业决策层不可或缺的高优先度工作。如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不知道市场在发生什么变化，不知道潜在的风险点在哪里，不知道中央决策层在关心什么，在机械执行“过紧日子”之下变得耳不聪、目不明，将造成政策工作的巨大风险。

中国政府以日本国内的新增确诊病例下降等为条件，向日本政府探询放宽入境限制的想法。预计考虑采取与韩国同样的方式，也是以PCR检测阴性等为条件。据中国外交部消息，除日本、韩国外，中国还在与新加坡进行磋商，以恢复必要的人员往来。中国向亚太地区的十几个国家也提议采取措施，促进商务上必要的出差。随着疫情的逐步受控，全球开始出现逐步放宽入境限制的倾向。

“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正在吸引国内部分自贸区的关注。这种贸易模式“资金两头在外”，“货物不入境”，但资金结算在境内。如果能吸引大宗商品贸易的资金在本地流转、结算，对任何地区都是非常诱人的蛋糕。离岸转手买卖主要是在买卖货权，实际上是在转口贸易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类金融业务。离岸转手买卖在中国内地属于“新生事物”。其金融投资属性使得该业务具有“投机基因”，与中国依托于实物贸易、发展“世界工厂”的传统有所不同。

中国的金融政策必须加码债券市场，对债券市场搞政策倾斜。为了推动疫情影响下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金融市场，繁荣债券市场十分重要。新冠疫情大流行改变了世界，加速把世界推向一个“巨债”时代。值得警惕的是，正在临近的负利率时代，将会为债务扩张撤除限制。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以债券市场来聚集浮资，将有助于中国走出债务困境。如果债券市场运用得好，甚至可能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着手切断美国联邦退休基金和中国股票之间的投资关系，他已经下令将联邦退休基金投资于中国股票的资金撤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拉里·库德洛写信给美国劳工部长尤金·斯卡利亚，指出白宫不希望将联邦雇员退休基金“节俭储蓄计划”（TSP） 中的资金投资在中国股票上，这些资产规模约为40亿美元。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与英特尔和台积电商讨在美国建立芯片工厂的事宜。与英特尔谈判的核心是，说服该公司在美国建设一家代工厂，扩大在美生产；而台积电则被希望在美国建造其第一家芯片工厂。台积电一直在与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官员及主要客户苹果公司讨论在美国建芯片工厂的可能性。多家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在认真考虑这一计划，可能在全球芯片产业中掀起一轮重大调整，这对中国的芯片生产和需求可能有不利影响。

央行数据显示，4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65.22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60.45万亿元，同比增长13.1%。从增量上来看，2020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0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42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62万亿元，同比多增7506亿元。从社融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复苏正在加速。

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说，两国虽然还没有脱钩，但趋势线并未指向正确的方向。初步数据显示，中国在2020年对美国的投资“大幅下降”，第一季度的直接投资为2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平均为20亿美元。报告称，但美国公司在第一季度宣布了在中国的新的直接投资项目，金额为23亿美元，仅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

新冠疫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造成冲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由于疫情导致沿线国家债务问题的恶化，将加大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融资的金融风险。这意味着对过去“一带一路”异化进行调整的迫切性。“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的加剧，同样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考验，需要中国在政策上予以妥善安排，以实现长期的战略利益。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之间的关系紧张不断加剧。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加征关税。同时在南海问题上也与中国出现争端。经济学人智库指出，疫情危机导致中美之间本已长期不良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分析人士称，此次疫情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加速全球力量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日前表示，“我们将以一种非常周全的方式解封，让人们安全地复工，让他们保持社交距离。”姆努钦承认失业率可能会攀升至25%。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重申，失业率可能会达到“20%以上”。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拉里.库德洛承认，特朗普政府准备迎接5月“非常严峻”的经济数据。

受疫情影响而被耽搁的中央和地方的“十四五”规划编制，需要快马加鞭了。不过，在一场萧条级别的经济危机之后，恐怕无法按照过去的发展基础、发展资源、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来制订规划。我们认为，疫情之前确立的规划目标和发展框架，可能不得不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国内制订“十四五”规划时，需要关注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新的五年规划需要借助专业研究，调整分析框架，体现最新的问题和形势变化。

国内媒体披露，受疫情冲击，中部省份一些县市财政收入大跌50%以上。有县级官员反映，有的县国库真实余额安全已亮起“红灯”，可用的钱不足30%，甚至不足以支付该县一个月的工资支出。这并非个别例子，基层财政运行风险比地方债务风险更严重、更紧迫。事实上，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去年已开始出现，今年疫情爆发，为应对各项“必不可少”的抗疫支出，使地方负担百上加斤。照此趋势，用不了多久，财政危机的局部星星之火就可能在全国燎原。

新冠疫情对全球带来的不仅是一次医疗冲击，也是一次对各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来自专家的科学建议与政治现实经常是不兼容的。每当有危机出现的时候，专家和学者的地位都会上升，因为人们渴望一个解决方案。但对于专家来说，政策并非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经常会忽视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区别。新冠疫情实际上是一个地缘政治事件，那些基于地缘政治的分析方式可能会更有实际意义。

路透综合逾20家机构预估中值显示，随着食品价格普遍回落，以及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4月CPI和PPI均料继续放缓，CPI同比涨幅将从3月的4.3%进一步回落至3.7%，PPI通缩进一步加深，同比跌幅从3月的1.5%扩大至2.6%。在经历3月的信贷大幅超预期投放后，4月新增人民币贷款预计为1.4万亿元人民币，M2同比增速料在10.3%。

前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日前提出，新冠疫情虽然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但也应看到风险之中蕴含着机遇，我国金融市场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中心。不过，中国打造国际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必然会引起一些国家的猜疑、误解甚至打压，要统筹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同时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金融战的准备。打造国际金融资产配置中心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具有巨大利益，又有风险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