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官方媒体报道，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于2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将在不久前华盛顿磋商基础上，就共同关注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要指出的是，中美双方此论谈判特别关键，如果能在此轮谈判中解决大部分遗留问题，才有可能在3月1日前终止美国对华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否则，两国将在都不情愿的状态下，被迫再度升级贸易摩擦。
非法买卖外汇可能导致大量的资本外逃，冲击国内经济，相关部门一直对此保持高压态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主要有以境内直接交易形式实施的倒买倒卖外汇行为和以境内外“对敲”方式进行资金跨国（境）兑付的变相买卖外汇行为。后者会导致巨额资本外流，属于重点打击对象。“两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今年金融整顿的打击重点。
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引发市场担忧。但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统计只包含了货物交易，并未包括服务业。而中国服务业占总消费的50%以上，零售总额增速放缓掩盖了服务业支出增长。例如，2018年中国城市家庭在医疗保健上的消费支出同比增长了15.1%，远高于2017年的9%。不包括汽车在内的零售额增长良好，也表明对中国消费的担忧过于悲观了。
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令国际航运市场遭受重创，被视为全球航运晴雨表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已经从去年7月的高点下跌超过66%，创2016年6月以来新低。市场人士认为，尽管全球航运存在明显的季节性，但即便进行了调整，去年年中以来的这波跌幅也是自2012年以来最严重的，而最近的降幅是极其罕见的。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和干散货市场释放出极其真实的危机信号。
欧盟委员会2月6日否决了德国西门子公司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合并铁路业务的计划，理由是这一合并会构成垄断、不利于市场竞争。应对中国中车的强势崛起，是两家巨头联姻的重要原因，如今计划落空，西门子表示失望，法德两国政府也表示反对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要指出的是，这对中车来说只是暂时的好消息，因为欧洲市场和欧洲政府对中车的排斥态度都非常一致，只是由于欧洲的法律制度，中车才暂时获得了空间。
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去与中国外贸有很大关系，尤其是顺差状况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的强弱。这种情况今后将逐渐改变，人民币汇率更多将会由中国经济表现，尤其是消费表现来决定。主要原因是：一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放大，外贸顺差在经济中的占比相对减少。二是随着中国的金融开放，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对外资产生了吸引力，有利于资本流入。因此，今后人民币汇率问题，将主要看中国经济情况。
近日，马尔代夫财长表示，该国希望中国减少由中国投资累积的债务。此前，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也出现过类似的债务情况。这些国家的免债需求，实际上与“一带一路”有关。今后， “一带一路”应该从“国企+大基建”模式转向建设共同市场，其核心是政府要为市场经济搭桥铺路，建立制度上的“基础设施”，同时鼓励民企大批进入，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多赢局面。
世界银行发表名为《东亚再复兴》报告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过去通过外需、大量人力资源以及有力的经济政策，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现在面对贸易增长放缓及科技应用与发展等转变，东亚各国需要调整发展模式，一是通过深化贸易协议，重整服务业政策等提升经济竞争力；二是提高国民对科技的认知，以建立技术型劳工；三是促进社会包容性；四是强化国家机构的功能；五是增加国家的收入来源。
中国证监会日前发文就《证券公司交易信息系统外部接入管理暂行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证监会表示，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公募基金管理人、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交易占比逐年上升，传统以人工为主的操作方式已不能满足其分仓管理、统一风控等需求。有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有利于提高A股市场流动性，各类量化交易有望迎来春天。
蚂蚁金服拟以7亿英镑收购英国一家汇款公司，该英国汇款公司担心这一计划可能因美国监管机构的介入而偏离正轨，为了不被美国人找麻烦，该公司干脆主动切割，放弃了美国市场业务。这种做法很“果敢”，但可借鉴意义可能有限。考虑到美国市场之大、美国经济的影响力之大，想完全回避美国市场是比较困难的，能否在“美国以外”的市场里建立起市场循环，可能难度很大。
截至2018年10月末，各类机构资管业务规模余额约94万亿元，较2018年4月末资管新规发布前的100万亿元下降约6%，成为社融增速下滑的原因之一。在市场人士认为，资管新规过于严厉，“不能一棍子打死影子银行”。对于非标回表的路径，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过痛感。虽然严控金融风险的长期目标不变，但政府在2019年将采取更渐进的策略以减少金融监管对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冲击。
央行新的政策工具，包括TMLF、CBS等工具的出现，表明了央行试图通过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精准滴灌”的意图，这使得货币政策走向“微观化”。国务院反复强调不搞大水漫灌，主要基于政策导向和结构调整的考虑；中国央行强调放松不是大水漫灌，是基于对货币过松的风险担忧。如果要避免这些风险，就必须从政策的系统效果来考虑，配套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传导链条的改革，使货币乘数效应在市场中体现。
企业净出口数据既代表了赚取外汇的能力，也反映了价值创造能力。2008年至2018年的数据显示，国内民企净出口占比长期维持在100%以上，有连续4年维持在131%以上。在2018年更是大幅上涨到150.3%。而同期外企净出口占比虽有波动，但始终维持为正值。唯有国企，始终保持大规模的负值，甚至在2011年达到了-146.0%。数据比较显示，民企才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价值创造者。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月31日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2915亿美元，较2017年的2555亿美元增14%；2018年全年货贸累计顺差4038.5亿美元。按此计算，2018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顺差为1123亿美元。参照2017年外管局年报数据，2017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顺差为2107亿美元，这说明我国2018年对外贸易顺差减少了46.7%。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可能会进一步缩窄。
1月31日，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称，三国将联合建立与伊朗结算机制。声明指出，“法国、德国和英国坚定支持伊朗核问题六国同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三国将联合建立与伊朗商业结算机制INSTEX SAS，这一专门结算机制旨在简化欧洲经济体与伊朗之间的合法财务汇款”。INSTEX系统初期将主要用于药品、医疗设备和农产品等领域。
民间债务包括个人债务和民营企业债务。从金融风险控制角度来看，民间债务比公共部门债务更加棘手。与久经金融危机考验的西方金融监管部门相比，中国的监管机构略显轻心。实际上，民间债务不是对银行而是对社会的压力大，很难实现有序管理，非常容易出现债务乘数效应，放大债务链条。民间债务增加将会使整个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大幅下降，使得整个社会变得非常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