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金支付面临危机。根据测算，2015年收不抵支的省份达到了6个。部分中部省份和西北地区省份基金当期结余量已经很小，很快就会出现赤字。而财政补贴数额已经从1998年的24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8004亿元。2019年补贴规模将达到1万亿以上，此后每年还需增加一两千亿。未来各地养老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还会加剧。预计到2022年，收不抵支的省份数量将维持在13-14个。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后，大湾区将进入建设阶段。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大湾区建设要注意若干问题，一是密集城市群地区的空间优化；二是人口老龄化将影响大湾区的发展；三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化建设也将面临限制；四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必然带来环境问题；五是大湾区建设需要大量投资，将受到债务约束；六是大湾区建设的外部环境仍具有不确定性。既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也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变化。

商业银行的结构性存款有卷土重来之势。截至2019年1月末，中资全国性银行的结构性存款规模再次突破10万亿元。这可能要归功于票据与结构性存款存在的套利空间，即企业用票据贴现之后的资金，购买收益率较高的结构性存款。背后原因是央行不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贴票利率大幅下降，银行吸收存款推升结构性存款利率上升，结果形成企业套利空间。

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报告显示，在截至2月20日的一周内，该机构追踪的全球股票型基金出现127亿美元的资金赎回，在过去15周以来第12次出现资金净流出。全球债券型基金获得4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EPFR数据显示，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型基金出现资金净流出，EPFR强调，投资者在衡量当前的新兴市场股票估值时，开始更多考虑全球经济放缓、美国利率上调的可能性等风险。

中国的资本市场始终处于两种压力的夹击之中，一种是市场和投资者渴望上涨的压力，另一种则是金融稳定和控制的压力，这两种压力同时作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甚至让监管部门左右为难。市场监管负责人频繁更换，被视为“高危职业”。未来的中国资本市场将会如何？这恐怕不是简单的资本市场问题，要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寻找答案。在中国历史上，凡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都是“不宜商”的历史时期。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举行学习会议，会议的重点是围绕“金融维稳”这一核心。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来看，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重视：（1）所有资金流动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2）对监督不力、隐瞒不报、决策失误等行为要严肃追责；（3）要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这三点分别针对了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市场，如果具体落实下来，将会有很大的政策力度，甚至产生局部市场冲击。

财政部2月22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180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635亿元，发行专项债券1545亿元。截至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8041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12574亿元，专项债务75467亿元；政府债券184890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3151亿元。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月22日，地方债发行规模达到6156亿元，这样算起来，全国地方债余额已超过19万亿元。

根据地缘区域开发状态，世界可被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OECD的传统进口消费国以及后起之秀的高科技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等老牌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等较新的发达国家；第二世界，当前正在经济和产业转型的国家和地区，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如中国；第三世界，太平洋以及印度洋沿岸新兴的消费品加工输出国家，正努力从贫困走向生产型社会，赢得财富机会。第四世界，完全的待开发国家，如贫困的非洲国家及拉美一部分国家。

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总财力占全国比重约44%。在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间的财力分化明显。从中央财力补助占当地总财力比重来看，上游地区对中央补贴依赖加大，中游在减小。具体看，2017年，湖北、重庆的比重超过10%，安徽超过20%，四川、江西超过30%，云南超过40%，贵州约60%。而下游地区的上缴财力占当地总财力比重有所疲软，2017年，江浙沪上缴给中央财力占当地总财力比重超过40%、30%和30%。

沙特王储萨勒曼近期的亚洲之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在巴基斯坦，萨勒曼受到战斗机护航和21响礼炮的最高礼遇；在印度，他得到了莫迪的亲自接机和热情拥抱；在中国，他不仅与习近平主席合影留念，还与中国企业签署了巨额投资协议。CNN表示，萨勒曼在亚洲得到的英雄式礼遇，向西方显示沙特并不孤单。很显然，在全球石油市场和国际地缘政治变局之下，沙特正把外交与对外合作的注意力从西方转向东方，这是一次典型的地缘政治转向。

西方与中国都有各自的中心论，安邦的智库学者陈功倾向于否定各种“中心说”。以丝绸之路为例，陈功认为，丝绸之路是“一条无中心的世界贸易大通道及其网络”。在这条世界贸易大通道之上，很多时候同时存在诸多差异甚大的文明和国家。从更大的系统层面来看，这些文明和国家只是这一贸易大通道上的各个节点，而非拥有这一贸易大通道的所谓“中心”。各种“中心说”是“以我出发点去看世界”，“无中心说”则更多是了解“世界是如何看我”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月21日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是一份层次高、范围广泛及内容丰富的规划性文件，清楚说明需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积极地参与了这一重大区域发展规划的制订，而不是“被规划”。不过，林郑也承认，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套法律之下，既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基本要求，又要发挥优势是有一定的挑战。林郑提醒，如果香港不用好这些机遇，恐怕就像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所说：“苏州过后无艇搭”。

日前，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再次对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给予肯定。举国体制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重大科技项目都是以举国体制完成的。那么，何为“新型举国体制”？有官媒解释，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相比有三大转变：一是从行政配置资源为主转变为市场配置资源为主；二是从产品导向转变为商品导向；三是从注重目标实现转变为注重目标实现与注重效益并重。

过去30多年，代工巨头在内地建厂投资对地方经济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代工模式对土地空间、劳动力、能源等多方面的资源需求极大，很容易因经济周期产生大规模资源重新配置，对当地经济造成大波动。对于长时间从事代工工作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学习窗口期过去了，一旦失业，没有能力去寻找更好的未来。对地方来说，对某些上规模的大型代工企业要采取谨慎态度为佳，要考虑物极必反的可能性。

马来西亚一位高级部长日前透露，中国愿意缩减马来西亚耗资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项目的成本与规模，以挽救该工程。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的命运多舛，显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实施中的被动局面。在我们看来，这是以国企为主大搞基建项目模式的必然结果。大型基建项目不仅融资量大、周期长且国家行为多，很容易出现问题。中国在未来的“一带一路”推进中，需要做出改变，让更多民企参与进来，挖掘当地消费市场。

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6.2%，税收增长8.3%。但地方情况出现分化。像天津2018年一般公共收入完成预算94%，比上年下降8.8%。新疆2018年也只完成了年初预算的95%。此外，重庆和江苏在2018年年内调低了预算目标，才使最终数额与经调整后的预期目标相一致。业内人士认为，年初预算目标是预期性的，最后没有完成，也不要太过激动。2019年可能有更多省份无法完成预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