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国近期实施的一些货币政策，外界舆论特别是市场主体总体评价是积极的，但也出现了个别质疑的声音，认为是不是搞量化宽松？”“我在这里重申：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我们坚决不搞‘大水漫灌’！”李总理指出，一个月内两次降准，既是顺应市场主体的强烈呼声，也因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比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都高，在这方面有充足的空间。

中央与省级政府权责划分改革已经启动，省以下的权责划分改革也在逐步展开，2020年要基本完成权责主要领域改革，形成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的清晰框架。然而，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刚性支出又在增多，同时地方融资渠道变窄，中央对地方的债务管理持续趋于严格，这一切都使得财政体制改革的难度加大，央地的权责划分改革变得更加艰难。今后，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呼声可能不断增强。

国内1月信用债规模放量，但结构性数据显示寒意未消，民营企业净融资继续处于负值区间，但央企国企净融资额继续上升。目前，国内“宽货币、紧信用”的现象出现了结构分化，体现在“三松三紧”——“国企松，民企紧”，即对国企是宽信用，对民营企业则依然是紧信用；“大企业松，小企业紧”，即对大型企业是宽信用，但对小企业还是紧信用；“有政策松，无政策紧”，即对有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是宽信用，但对没有政策支持的行业依然是紧信用。

市场对5G前景的看法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乐观派认为，5G技术带来的低延时、高荷载量将有助于提高电信效率，但悲观派认为，考虑到未来商业化过程中巨大的投资，未来5G商业化带来的利益可能会受限。麦肯锡的调查报告显示， 5G的更新换代将会在2022年前后达到高潮，各家运营商对5G的投入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幅度并不会像想象的那么惊人。

今年1月，中国银行成为国内第一家发行永续债的银行，以4.5%的票面利率筹集400亿元人民币（合59亿美元）。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日前表示，中行的永续债受到市场投资者的广泛欢迎，而其他银行正“积极筹备”发行永续债以补充资本。潘功胜表示，中国正在进一步优化永续债券的监管框架，以帮助银行从多渠道补充资本，提高其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从商业银行的发债实践和央行官员表态看，央行对发行永续债持肯定态度。

今年以来，共有19家上市公司宣布终止并购重组。市场环境变化为主流因素，由于受到行情下行影响，二级市场估值体系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并购双方在交易对价、业绩承诺等核心条款上无法达成一致。深圳一家券商投行人士表示，市场经过一轮下跌以后，估值中枢整体下移，评价标准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对标的来说身价没那么高了，所以并购活跃度不及往年。价格谈不拢是常见现象。

在中国内地市场崛起的背景下，新加坡股市正在萎缩，其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安邦咨询的看法是，随着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中国香港及台湾的部分经济部门与内地产业及市场相互结合，形成了彼此联系的“大中国经济互动体”。以两岸四地合计，2017年互动体的经济规模就达13.2万亿美元，是规模极为可观的市场空间。不过，“大中国经济互动体”仍不足以挑战美国对全球市场的支配性影响力。

新华社最新发布的“中央1号文件”提到，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搞私有化，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条件，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修改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完善配套制度，全面推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展改革试点，丰富试点内容，完善制度设计。

有媒体统计了总部设在中国的企业自2016年以后发行的约400只美元债，不含银行发行的债券。每3个月的利率平均值，在2016和2017年在5-6%左右，但进入2018年后开始超过7%。到期的平均期限在2018年12月-2019年2月为2.6年，与上年同期（3.3年）相比缩短。不受控制的美元利率的上升是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之一。如果偿还金额多于债券发行，将导致美元从中国流出。

伴随着发债大潮，各地区债券承销团成员组成出现变化，多地券商成员均超过银行。青海、陕西等省份承销团内的证券公司数量达到银行数量两倍。截至2018年12月底，商业银行持有的地方债比重高达86.64%，导致地方债交易量较小。证券公司的机构客户的覆盖度更广，作为短期交易的主体，能提高市场流动性，并成为未来专项债发行规模继续扩大的重要补充。

面对美国的全球打压，华为在经历了此前的隐忍和低调后，其官方态度开始转向强硬。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日前接受BBC独家采访时表示，“美国不可能压垮我们，世界不能因为我们的技术更先进而抛开我们”，“东方不亮西方亮”，“美国不能代表全世界，它只能代表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将在英国进行更多投资。如果美国不信任我们，那么我们将以更大的规模把投资从美国转移到英国。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日前表示，复星自2002年起已经参与了30多个混改项目。他直言，混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政府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其实民营企业说得少，但心里也在想，也怕自己的资产流失。”如何保证资产作价或合作过程，双方都得到有效保护？郭广昌提出两点：首先是任何混改都一定要自愿自主，不能搞“拉郎配”，不要作为一种政治任务；其次是过程必须规范和透明，以此保证结果公正合理。

据最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据估算，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2018年本地生产总值大约为10.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5467万亿美元。中国希望以粤港澳大湾区奠定中国南部的发展支柱，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达湾区。但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上的融合，则充满挑战。

英国安全部门日前得出结论称，它能够缓解在5G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的风险。这一说法值得引起市场注意，它不仅变相“回击”了美国说服盟国把华为挡在高速电信系统门外的努力，可能也显示类似的负面冲击已经到达顶峰。华为现在可以开始主动做一些工作，让西方国家感受到如果不用华为的设备，就可能在5G竞争中落后。此外，还要用专业的方式来说明5G设备是技术问题，与安全问题有明显差别。

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积极推进面向日本企业的招商引资。2018年下半年，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参与的中国地方政府访日次数达到16次，与上半年的7次相比出现激增。这是日本企业随着中日关系改善而采取的行动，但也显示出中国希望吸引外来投资以抵消经济减速。对于希望扩大中国业务的日本企业来说，中国地方政府的引资行动无疑是个利好因素。不过，中美贸易摩擦等消极因素也将影响日本企业的决定。

2月18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称：“就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商务部长罗斯正式向总统特朗普提交了商务部的调查结果。”此前特朗普曾威胁要对外国生产的车辆征收至高25%的关税。目前，日本、欧盟以及韩国等国都在焦急等待特朗普对这份文件的表态。美国驻欧盟大使GORDON SONDLAND称，征收关税是迫使欧盟回到谈判桌前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