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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

发展是结构变迁的过程,环境会出现库兹涅茨研究发现的倒U曲线,这是发展不可逾越的规律。不论是我们国内人民需求的变化,还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都需要在供给侧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以政策引导新能源革命和新技术革命,同时也需要在需求侧更主动、更大力度地推动节能减排。在认知上,我们对内不要把发展与环境对立起来;对外应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呼吁发展的权力和空间,同时提供可行的新技术,让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尽量不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

祁昊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当前,美国开始以“大国竞争”的回归作为自身全球战略的基调,其焦点又回到了如何在东半球、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域内(如近海、远洋)预防和阻止“新王登基”。而在西太、东欧这两个潜在的新战线上(特别是前者),美国所要面对的是技术能力、装备质量与数量、训练水平、作战思想、后勤动员等方面均在提高的对手。当美国的对手在阅兵场上、训练场上一次次检验、打磨和展示新质战斗力时,美国开始了告别后冷战时代的军事安全战略大调整。在新兴大国奋力争取机会窗口的同时,美国也在强调面对军事大国时如何确保战略和战术上的“优势窗口”。

马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目前,北美、欧洲和东亚等较为成熟的价值链体系已不能满足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扩展了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以中国为起点,贯穿中亚、欧洲,远及被称为“一带一路”自然延伸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不断深入的国际产能合作,以及沿线国家之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和产能合作,将逐步构建一个崭新的、循环互动的、“履带模式”的价值链体系。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近两年,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国家与地区都通过双边及区域谈判布局以及发布提案、声明等方式,增强各自在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力。与此同时,2018 年以来,美国、欧盟、加拿大等成员国先后就WTO 改革发表了书面意见,我国商务部也提出了针对WTO改革的三大原则和五项主张,这些都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全景图。透过这些重大谈判,新一代国际经贸投资规则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并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与趋势。

蒙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想象,而是中美关系面临的真实挑战。但紧张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掉入战争陷阱。战争与否主要并非由守成国决定,而更多取决于崛起国的选择。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代的“修昔底德陷阱”已经从军事战向经济战转型。因此,我们应对守成国在后一种战争上的任何行动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吉塔·戈皮纳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预测经济在2019-2020逐步复苏。但2019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速是1.9%,2020年会下降到1.7%。复苏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是4.1%,但是到2020年会达到4.7%。但我们已经下调了一些大的新兴经济体的预测,除了贸易冲突,同时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印度的内需疲软、巴西的政策不确定性、俄罗斯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等等。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和国家理论,著有《巴西:翩翩起舞的桑巴》《印度:阔步前行的巨象》《超级大国与大国》等

互联互通是人类组织形态变迁的核心动力,它对国际体系和主导单位进行了双重的塑造。互联互通可以分为功能型互联互通和价值型互联互通,功能型互联互通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而价值型互联互通相对滞后。当前,国际秩序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中,中国外交在国际秩序转型过渡时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经历着从中国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的历史性转型。“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五通”为核心的互联互通是国际秩序与中国外交双重转型的动力。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能否相信俄罗斯的同盟可靠性,需要从战略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即中俄目前有无巨大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这种利益可持续多长时间,中俄退出战略同盟有无更大战略利益可图。20世纪50年代,中苏将盟友关系定位于朋友+兄弟,忽视了盟友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本质,于是苏联要以老大哥身份管束小兄弟,这是造成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只要中俄明确盟友的责任是战略安全领域的相互支持,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其他领域的分歧就不会造成同盟不可靠的问题。

黄奇帆

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过去三十年,世界贸易格局变了,世界贸易中制造业龙头老大的企业把控市场的方法变了,国家之间贸易的游戏规则也变了。当今世界以“三零(即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原则为基础的FTA的发展和讨论,是对WTO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颠覆和脱离。WTO在自身未来的改革中,也要积极地进行和“三零”有关的机制体制改革,才能继续有效发挥全球化的功能。

胡必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时间来,经过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框架已基本构建成型,一大批项目已实质性落地,并且有些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早期收获。实践已经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对于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以及对于推进全球化转型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都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历史性的新机遇。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抓住这样的机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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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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