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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还需要时间发展,世界需要给中国经济体制一定的包容性和耐心;同时,中国也要意识到,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经济体量今非昔比,为此也要给美国和整个世界调整的时间,并积极转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思维模式,充分考虑自身发展带给别人的影响和整个世界的综合得失。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展望2020年,新兴市场的复苏道路上耸立着三个历史拐点。第一,主引擎进入乏力期。在中国经济坚持“减速增质”的同时,印度经济尚缺少接棒的稳健动力,“金砖国家”的乏力将抑制新兴市场的反弹。第二,主模式撞上天花板。随着债务周期进入下半程,新兴市场所依赖的债务驱动型增长难以为继,而狭窄的政策空间和高涨的民粹风险,正在增强债务通缩的威胁。第三,旧红利成为新软肋。作为新兴市场的外部支柱,经济全球化易退难进,新兴市场将由此迎来多重风险冲击。预计2020年新兴市场的增速将继续落于十年周期的低位附近。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从冷战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世界的主流认知认为全球化、相互依存、一体化等符合历史潮流,会带来和平繁荣,这种主导性的良性预期也支撑了冷战后20年的全球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冷战后前20年的全球化是不设防的全球化。但是,当前全球化已开始进入新阶段,各国会开始筑墙或至少构筑透明墙,通过选择性脱钩来规避和减少自身脆弱性受到对手攻击的风险。可以预计,全球化将会继续,但将从原来的不设防变成“设防的全球化”。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中美科技竞争的突出特征是两国似乎陷入了某种安全困境,即美国将中国科技发展视为对其国家利益的威胁,中国则认为必须加速科技发展才能应对美国潜在的打压措施。一方面,这种安全困境来源于当今前沿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有意与美国争夺全球科技外交的主导权。这种安全困境导致中美两国科技企业的商业合作受到阻碍。一旦该趋势长期延续,世界各国将质疑科技全球化的可靠性,技术扩散和商业应用的速度将显著减慢。

鲍勃·杰索普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著名的社会学教授

翻译:漆燕

近年来各种网络扩张而市场和等级制的作用下降,治理的作用上升而政府的作用下降,这种现象并非仅仅是主导的政策制定模式有规律地交替和周期性地摇摆。它表明,现实世界的根本结构发生了变化,而政策周期所围绕的重心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而治理兴起的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长期性的变化,使得自组织在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协调方面发挥的作用超过市场或等级制。

李波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昌明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贸易关系中,一国的贸易预期会直接影响其对他国的贸易政策。当一国对未来贸易环境持正面预期时,会倾向于与当前的贸易伙伴维持和平相处状态;反之,当其对未来贸易环境持负面预期时,就可能主动挑起贸易争端。对华贸易的负面预期是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主要动因,其中,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贸易逆差扩大、美国的保守主义氛围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体制的认知偏差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的内生因素;东南亚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和朝鲜问题则作为外在因素加剧了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王宇哲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过去十年来,前四大经济体(G4)始终扮演着全球经济主动轮的角色,2020年核心经济体的增速下行将令新兴市场难以独善其身,全球经济增速或将维持在与2019年相仿的周期低位。但大动荡也伴随着大拐点,新的趋势将渐次形成:第一,从制成品的供需争夺,到分配结构、制度环境、产业形态的全面升级;第二,从技术进步对人力的简单替代,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奠基,硬核科技崛起;第三,从“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到价值链深度重塑,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区域化和全球化。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无非就是财富问题,包括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两个层面。发达国家往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创造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企业的作用。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对维持企业所在社会的“发达性”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中国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企业来创造财富。

中美经贸政策工作小组

要解决当前中美两国的经贸纠纷,必须摆脱把中美经贸关系限定为要么脱钩、要么深度融合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脱钩放弃了贸易带来的好处,同时又对保护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裨益甚微;深度融合要求中国向美国或欧洲式的经济体制迅速靠拢,但这个想法并不现实。第三条出路是存在的,它可以在不发生深度融合的情况下保留大部分的贸易收益。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勾画了一幅中美两国“经济和平共处”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两国充分保留各自的政策空间——中国可以继续实施产业和发展政策,美国也可以继续保护其就业市场和科技体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秘密行动于周六(10月26日)晚上5点左右开始,8架载有包括三角洲特种部队在内的精锐美军部队的直升机在“非常非常危险的领土”上精确飞行了一个小时十分钟,朝着叙利亚北部阿布巴克尔基地的大院飞去。这时,巴格达迪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地区。有许多特种战斗单位参加了行动,包括海军陆战队,但主要突击力量是三角洲特种部队。最终,穿着自杀式背心的巴格达迪在一条“死胡同”的隧道里点燃了背心,杀死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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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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