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通的本质在于个人、事物、组织之间的信息和物质的互动和交换。再孤立的最小连通分子，也有与外部的连通。在现有互联网连通技术的基础上，5G技术建构的是个人、事物、组织高度互联的社会。如果说之前的连通形构的是相对分割的人类社会、事物社会、组织社会，5G建构的则是人、事物、组织混合的社会。而随着连通速度与容量的拓展，我们可以看到源自农业和工业社会的社会纽带、组织机制、社会治理等基本社会属性的变化，即社会变迁。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不断走向深入，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新技术带来的新工艺、新产品、新应用，不但让生产模式发生改变，也要求生产管理、组织方式进行变革；而新科技所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则需要对过去的制度、法律法规做出修正，或者制定新的规则。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下降、保护主义的扩张蔓延、新兴经济体间的经济融合、全球生产的加速整合都带来了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趋势性变化。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不仅关系到产业空间结构的趋势性转变，也对各个经济体国际分工变化、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性调整及国家发展机遇具有深远影响。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可以通过调整中西部的产业布局，优化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通过创新驱动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效率，进一步拓展技术外溢渠道；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治理，增强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促使国际贸易对象的多元化，逐步替代美国在中国外贸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等途径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这个世界在19世纪曾经被欧洲化，到20世纪又被美国化。如今，世界正在亚洲化，其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亚洲的崛起十分迅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有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地区就从低收入升到中等收入。到2040年，这一地区很可能创造全球50%以上的GDP，并占据近40%的全球消费。我们已经进入作家帕拉格·康纳所说的“亚洲世纪”，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

2019年4月10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正式生效。依照该条例，如果欧委会认为某一成员国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影响一个以上成员国的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可能影响欧盟利益，欧委会有权对该投资发表意见，成员国须最大限度地考虑欧委会的意见，成员国如不遵循其意见，需向欧委会做出解释。中国应积极对待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改革，加强沟通对话，增强互信，加强规制研究，提高中国企业应对欧盟投资合规审查的能力。

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当下，要保持我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开发国内消费市场是重要途径。否则的话，多余的产能将无法得到有效疏通。企业将不得不面临或关闭，或迁移海外的局面。不但如此，一旦这些产能外迁，将成为永久性的企业行为，难以逆转再返回。特别是，流失的产能有可能破坏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效果。美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个案例。因此，通过保持国家长期战略的定力，全力修内政、加快改革是应对中美贸易纷争的最佳应对项。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达3亿人，未来5年，将会扩大到5亿人，这孕育着巨大市场潜力。凭借这一优势，我们可以分化、瓦解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和美欧日之间可能形成的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局面。而在美欧日对我国的批评、抱怨中，相当部分内容也正是我们希望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中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与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高度重合。中美贸易摩擦暴露出我们在许多领域存在短板和瓶颈，这些问题越早暴露越有利于我们趁早重视、加快追赶，从而实现后来居上。

如果从世界思潮和价值体系嬗变的角度来看，人类可能真的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种思想大变局，从2008年开始，由一连串的事件共同体现出来，这些事件包括：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奥巴马成为首位非洲裔美国总统；克里米亚“入俄”以及普京在俄罗斯的长期执政；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他一系列颠覆性的政策；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等等。这一系列事件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长期在西方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遭遇了巨大的冲击，发生了自我衰落和自我内部瓦解。

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300余年之未有之大变局。从工业文明以来，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到现在21世纪初，这300多年来最大的特征是在西方工业文明起来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起来以后，在全球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变局是什么呢？是这个绝对优势现在开始发生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工业文明对于这些落后国家的绝对优势，在21世纪以来逐步变为相对优势。我认为这是300余年以来最大的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