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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库 Global Thinktanks

林毅夫

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

中美贸易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是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不同。美国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有优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有优势。这是长期以来中美存在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的政府消费跟百姓消费非常多,储蓄非常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消费多、储蓄低,国内生产满足不了国内需要,就要从国外进口,那就会有逆差。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于事无补,反而会加重贸易逆差。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黯淡,不确定性上升。这充分说明,此前各国为了走出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而做出的各种财政和金融上的努力,并没有带来经济全面持续的增长。与此同时,那些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导致财政和金融风险持续加大,不但不能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负累,一些国家不得不面对赤字恶化、债台高筑等问题。这就迫使世界各国要高度重视经济可持续发展,努力找出一条适合本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李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

巴格达迪之死和美反恐战略进一步“内倾”将对国际反恐态势产生冲击。其中最为核心的关键就是,美国撤军后,地区国家是否有足够能力来确保地区安全。从阿富汗和萨赫勒等地区实践来看,虽然国际社会给予大量援助,这些国家仍难独自应对恐怖主义。未来,一旦美真正撤出,乱源地区国际恐怖势力与反恐力量之间不均衡的态势恐集中凸显,如何应对地区安全真空、防止恐怖分子卷土重来将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今天这个时代本来是一个最需要思想的时代。人类现在面临各种巨大而严峻的危机,包括气候环境、技术(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滥用对人类的影响)、生育方式和人口的变迁(无论是一些社会的人口急剧减少还是另一些社会的人口急剧增长)、全球化和社会的急剧分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激进宗教思潮与恐怖主义、社会抗议与无政府等等。但整个人类社会都没有对诸如此类的危机做好准备。更为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对这些已经发生或者眼前的危机有过严肃的思考。新的思想好像已经是久违了。

编译:熊一舟

2019年10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称,最近半年来全球金融条件进一步宽松,在近期为经济提供了支撑,但导致部分国家和行业的金融脆弱性累积。当前,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报告呼吁,各国应继续开展国际协调和合作,全面落实全球监管改革议程,避免监管标准倒退,降低金融脆弱性。

陈定定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

康晓蒙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夏雨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美国右派保守主义的上升、军工利益集团左右政治以及特朗普的政治竞选需求三方合流,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由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确立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由短期视野转向长期视野,收益衡量方式也由注重绝对收益转为注重相对收益。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对中国而言,加入WTO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尽管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WTO规则在一些领域已经落后于现有的全球经济实践,但是WTO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唯一具有强制力的全球性多边贸易机制。因此推动WTO改革取得实质成果是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和世界各国切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中国应该在推动WTO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果方面发挥更多作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庞中兰

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在纪念中美建交40 周年之际,中美关系的基础,尤其是中美合作的贸易、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基础却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动摇。“中美关系的基础”一直在关于中美关系的大讨论中屡屡被提到,却缺乏关于这一话语的深入、科学的研究。本文从中美关系的贸易基础、发展基础和世界秩序基础三个角度讨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过去 40 年的演化历程,指出中美关系的基础动摇的危险,并呼吁重建中美关系的基础,对于推进 21 世纪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乃至全球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以中国崛起为背景的东北亚大变局包含着新的含义:地区力量对比与秩序结构之变的特征与影响不同,引领性思想与行动发生转变,东方思想传统的影响力增强。东北亚大变局的深刻含义不是体现在短时就能看得见的全新结果,而是体现在一种迈向国际关系与秩序新范式的相对稳定的进程。中国在推动构建东北亚新安全关系与秩序中要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中美战略沟通是塑造、影响和改变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推动双方战略关系走向的重要基础。个性独特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战略沟通的价值更加显得重要。基于领导人的真实偏好与信号策略以及美国战略共识与国内进程的维度,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呈现四种类型,中美战略沟通也有四种成效的案例。四类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领导人的个性、对华战略需求以及国内政治的相互作用是决定战略沟通成效的核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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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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