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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艾利森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

在一个有利于不同国际政治体系之间和平竞争的年代里,竞争伙伴理论能否成为一个全新的战略概念起点,以应对当前中美关系的险态?竞争,实际上是激烈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残酷的事实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自杀的同时杀死另一方。那么热烈的合作式竞争在战略上将是必要的。建立一个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国际大战略,需要双方战略想象力的飞跃。对美苏关系和宋辽关系的反思可以为这一未竟的事业提供重要参考。

庞大鹏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立足周边、放眼全球的周边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亮点,而中俄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相邻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相邻大国间的关系,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时可以是决定性的影响。中俄关系的历史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中俄双方多次公开表示,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点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改变:一是由于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谁也离不开谁;二是美国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其主要战略对手。鉴于第一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将继续下去;鉴于第二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还将增强并常态化,不时会有磕绊、颠簸、起伏,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竞争、合作、顺应、妥协,将产生两国互动的新模式,中美关系是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二战之后,美英两国紧密合作,确立了人们所见的“自由世界秩序”。这个秩序为世界提供公共品并且具有开放性,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接受。冷战结束之后,当美国西方把内部的“自由秩序”原则,毫无节制地延伸应用到国际关系的时候,这个秩序最深刻的危机便发生了。这也是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局面。

肖河

外交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表面上看,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能稳定地改善因政治、安全摩擦而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但由于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接近的停滞和距离的拉大,这一相互依赖正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而由互补转变为竞争,存在不断加速的质变。由于经贸依赖这一“压舱石”本身已经质变,中国不再可能通过既有途径来恢复双边关系中的总体均衡。要想重新恢复平衡,不仅需要缓解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根本分歧,或许还需要通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补偿措施来“反哺”不断激化的经贸矛盾。

祁怀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70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周边多边外交逐步形成了三方面的特点和经验。一是经济发展导向,通过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亚洲地区经济合作来推进周边多边外交;二是保持开放包容,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谋求政治势力范围;三是注重改革完善规则,中国倡导的亚洲地区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地区机制的补充和完善。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针对某些公然违反国际规则的做法,中国应该携手其他国家大力维护国际规则。至少在亚洲区域内,应该使联合国和WTO的各种规则能够更好地贯彻实施,应该不断运用现有的规则以避免其名存实亡。鉴于WTO上诉委员会以及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进入倒计时的状态,需要尽早考虑应对的方法和举措,可以考虑加强亚洲的国际纠纷解决机构。

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伴随着美国对华经济打压逐步升级,针对华盛顿“滥用长臂管辖”的批评可谓不绝于耳。然而,正是在紧张的环境和愤怒的情绪中,才更加需要认清需要反对的到底是什么,需要面对的又到底是什么。一方面,长臂管辖本身就是一个混合的法律概念,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又进一步衍生到政治行为领域。另一方面,长臂管辖诚可谓是在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其出现绝非偶然,而是针对其中的治理赤字有的放矢。我们应全面认识长臂管辖这一概念,在了解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做出恰如其分时代思考和回应。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代表作品有《中美关系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日本侵华史》等

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和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美国舆情也更加严峻。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社会已经真正形成了对华政策的共识。一年多来,许多接触派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发表报告和文章,进行公开辩论,批评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并提出各自的主张。辩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过去40多年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失败了?是否要终止对华接触政策?如何修正现行的对华政策?从接触派的大量言论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

黄仁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近年来,国际舆论尤其是中美两国战略界都在议论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互动关系,以及新老大国对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不同看法。美国学者判断,“中国和美国将主导未来几十年的国际体系,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是世界政治的核心——但是中国正在奋起直追”。中国和平崛起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如何处理与头号大国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定位。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中美关系乃至国际体系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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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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