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钟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10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区域分工继雁型发展、区域生产网络发展之后,走上了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之路。东亚区域分工结构调整的总体方向是,东盟正在逐渐赶超中国成为新的区域乃至世界组装工厂,而中国则将通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攀升而从一个全球组装中心逐渐变成一个全球制造中心。与此同时,中国也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的区域最终消费品市场。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亚太安全、联盟研究、中美关系、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朝鲜半岛问题,著有《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
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大力举办和开展主场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优化国际形象和增加国际贡献,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有助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从博鳌亚洲论坛到G20杭州峰会,从塑造国际共识到促进共同行动,中国的主场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国内协调、政策落实、长效机制、成本优化等问题,需要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聚合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制度效能、增加透明度等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王勤
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中美贸易战的逐步升级，导致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中美两国分别为亚细安国家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2017年，亚细安与中国、美国的商品贸易分别为4410.09亿美元和2342.7亿美元。中、美两大贸易伙伴的贸易纠纷，对亚细安国家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已逐渐显现出来，短期的负面效应要大于长期的正面效应。
陈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高级研究员
在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克服了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和领土纠纷等不利因素，逐步建立起面向全球市场的供应链体系，促成东亚经济的整体腾飞和一体化进程。然而，中美贸易战不仅影响了这一供应链体系在中国的布局，导致大量制造业工厂逐步撤离中国，并且干扰了区域内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保罗·克鲁格曼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唐纳德·特朗普宣称“贸易战是好事，很容易赢”，这个经典言论肯定会被载入史册——但不是流芳千古那种。相反，它类似于迪克·切尼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的预测，“事实上，我们会以解放者的身份受到欢迎。”也就是说，它会被用来说明，推动着关键决策的，往往是怎样一种傲慢与无知。因为现实是，特朗普并没有赢得贸易战。诚然，他的关税损害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它们也伤害了美国。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关税正在实现特朗普假定的目标，即迫使其他国家做出重大政策改变。
蔡凯龙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数字货币的快速崛起，大量私人和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以及巨大的价格波动， 促使各国监管者越来越重视这个行业。特别是近期Facebook宣布成立联盟发行Libra非主权稳定币的计划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重新聚焦在数字货币。Libra币挑战了各国的主权货币，倒逼各国监管者加快行动步骤，以应对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然而，目前对数字货币的监管还处在雏形阶段，不仅全球各国区别很大，而且一直处于快速的动态变化中。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著有《再造中国:领导型国家的文明担当》《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等十多部专著
现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很多国家纷纷向“东”看。“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给世界提供的一个合作倡议，背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纳。但这一格局的重组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奶酪，“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他们的抵制。因此，为更好地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弄清楚以下三个方面：谁在反对、为何反对以及如何应对。
章百家
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会与守成大国和周边国家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各方之间会有博弈。然而，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也不能仿效过去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困难时刻，中国愿承担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还必须注意，中国与外部世界协调关系必须与内部的改革开放相衔接。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
主导未来世界的力量不会是美国，也不是中国，美国继续是强国，但一家独霸的局面定难维持，中国力量会上升，但也难言一家独大，大势应该是多种力量并存，其中包括越来越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大公司集团、非政府组织等）。未来全球化大势难逆，世界会变得更为开放，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可能不主要是大国，而是新科技，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超国家网络体系。基于相互依赖与共同利益，区域、国际合作以多样的形式发展，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性提升，由此，提供给中美冲突，特别是百年冲突的空间变小。
刘江永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重点方向是日本及东亚地区;著有《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等
改革开放 40 年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而世界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新阶段。在两制长期并存的历史时代，国家的兴衰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绝非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如说是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21 世纪以来，中美不同的治国之道和治世之道各有优长。面向未来，中美如何把贸易摩擦变为模式的协调与磨合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