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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志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由于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重启对伊强硬政策,伊朗局势在短暂平稳两年后再度升温。当前,域内外大国围绕伊朗问题激烈交锋,远超出伊朗核问题本身。地缘政治竞争构成大国博弈的中心议题,而这反映了“后美国时代”新的中东地缘政治秩序。这场博弈不仅关系到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存废,也关系到海湾地区的稳定和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建。当前背景下,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美伊之间的博弈,也与国际社会能否制定一个地区性集体安全解决方案密切相关。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从目前看,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的再次通话以及特朗普政府推迟3000亿美元清单中部分商品加征关税时间为中美恢复经贸谈判提供了可能。正视特朗普“非理性”行为下的内在逻辑,积极推动贸易谈判重启,增加信息透明度和理性讨论,快速采取行动改变特朗普眼中的“拖延战术”,有助于扭转迅速恶化的中美局势,为年底APEC峰会首脑会晤解决贸易纠纷创造条件。

贾庆国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当前, 西方国家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和意愿的弱化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崛起,共同推动着国际秩序走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国际秩序未来演变中,中国既要坚持改革开放, 坚决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也要求同存异,推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合作,有效处理和管控好与美国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以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外交的新思考》《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国际政治概论》《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等多部著作及译著

基于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累积式发展,中国崛起已然成为全球性话题,国内舆论甚至发出中国引领世界、开启百年巨变的声音。就此而言确实“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仍主要在经济方面,世界仍处在长期“量变”过程中。面对巨大成就与历史机遇,中国应该杜绝盲目自大和战略误判,树立大国风范,继续保持平稳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要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不足,弥补与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差距,实现从粗放的经济大国向精致 的“仁智大国”(“仁”的社会、“智”的外交)的转变。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关于中美贸易谈判,最危险的论调就是脱钩论,美国最保守的那部分势力基于自身的认知和利益,希望中美脱钩。国内也有人回应,尤其有些技术领域的人积极鼓吹中美脱钩,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其背后可能有利益诉求,因为脱钩之后国家就会千亿千亿地投入去做技术攻关,但是有些条件不允许的技术攻关,投入很大取得的效果一般,会造成巨大浪费。所以这个话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做严肃的公开讨论,不然就会犯错误。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8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告称,将3000亿美元清单中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时间从9月1日推迟至12月15日。从暂缓加征关税的产品范围和时间选择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因素是特朗普这一决定的首要考量。这也证明中美贸易关系依然十分紧密,特朗普现阶段很难在不伤及美国经济的情况下继续挥舞关税大棒。尽管市场上有不少观点认为中方继续谈判的意愿已经不大,但磋商的大门仍然敞开。加大开放、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性等重点与其说是应对贸易谈判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中国“走好自己的路”的关键步骤。

王永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将趋于长期化、反复化和尖锐化。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显著增强,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急剧下降。总体上看,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可控的。中国应妥善理性应对,积极出台政策措施缓解甚至消除经贸摩擦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协调、持续和稳定发展。

滕建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著有《美国防扩散与反扩散政策研究》,并有《普遍履约——全新的核安全战略》《恐怖武器——让世界摆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多部译著

美国“脱钩论”者希望切断中美建交40年来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两国关系发生“质变”。但现实看,这只能是美国保守势力的扭曲想法,因为“脱钩”不仅会对中国,而且会对美国带来同样巨大的损害。从目前情况看,“脱钩”并没有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主导政策。

高兰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近年来,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关于印太地区的政策讨论从概念设计逐步走向战略层面,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确立了印太战略。其中日本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印太战略在美日共同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双重模糊、双重确保与双重牵制等三个特征,对日美同盟产生了复合影响,显示出张力与合力的互动。与亚太战略相比,打造庞大的印太战略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印太国家正在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

杨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地区战略、极地和网络战略等,著有《北极治理新论》《数字边疆的权力和财富》等

张明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制度性收益是通过制度调节或变迁获得的收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而获得的主要制度性收益包括:在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中,来自中国的制度方案增加;中国倡导的机制性安排的增加促使一些区域发展问题和挑战得到较好应对;中国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互动因为这些制度的存在和完善而更加顺畅;中国相关实体借此可以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更广泛领域获得更加持久稳固的制度保障等。“一带一路”建设所形成的制度和合作机制具有动态性、实践引导性和情景针对性等特点,这些都是体现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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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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