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中的敌友关系的转换，是从古以来就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纷争，还是欧洲早期历史上城邦国家的竞争，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都是屡见不鲜。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后冷战时期打破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架构，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就更加引人注目。我们在这里以中美日亚太三雄为案例研究，着重分析国际关系中哪些因素和变量造成了敌友关系的转换。

2012年安倍上台以来,日本政治生态发生重要变化,主要是日本社会保守化、安倍政治路线右倾化,政党体制演变为自民党一党独大,安倍首相官邸控制自民党和官僚,官邸主导人事和政策决定权。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建立在日本独特的政治生态中,包括自民党得以取得强大地位的日本社会结构,自民党的利益诱导政治,在利益集团支持下,自民党连续取得选举胜利。我国也需要调整对日外交战略以适应新变化，适时改变对日政策。

朝鲜核问题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持续发酵，成为牵动半岛局势以及朝美关系起伏变化的关键变量。研发并拥有核武器，是朝鲜最高决策者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做出的战略决策。在朝鲜半岛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代的特殊背景下，朝鲜对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开发，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正进入第四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新阶段。2018 年以来朝鲜重新启动无核化进程，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其国家战略中心的重大调整而做出的新时期战略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赖所促成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对于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意义与影响，而且财富与权力作为国家经济外交所追求的双重目标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结合方式。当然，对于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而言,财富与权力之间对立统一的程度大有不同。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外交是一项国家事业、政治事业，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对外政策,尤其是大国外交实践的一项优先事项。经济外交往往因不同事件、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而具有不同内涵与形式。大国经济外交往往具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与手段。

中美面对面的贸易谈判已经有十多次次了。去年4月份开始，历时就一年多，几乎平均一个月一次。这应该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是唯一一次最频繁的谈判，在人类历史上和中美关系史上应该会记上一笔。美国的谈判似乎有一个整体布局。中方可能更加聚焦的是商务谈判本身，其他的尽量割裂开来。而特朗普的贸易谈判是在贸易战的大前提下，贸易战是在冷战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他在制造一种胁迫气氛让中国人心里不安，心理不平衡，和处在焦虑状态，企图胁迫中国在这种状态下接受他的条件。

在经历多年严重困难之后，以两国总理互访为标志，2018年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并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今年6 月底，习近平主席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与安倍晋三首相会面，双方达成十项共识，习主席原则接受安倍邀请，将于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次首脑会晤为中日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相比，中日防务安全关系仍是明显的短板，亟待加强。

大家都知道未来令人难以置信，很多年前我在讲电脑，当时的计算机非常大，如果我说，以后计算机可以放到包里，甚至衣服上，人们会觉得我很愚蠢。但我们必须要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情，那些看起来不太可能为我们所使用的东西，将来肯定会为我们所用。我们尚处于开始的开始，处于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我们看过去，认为过去是好的创业时机。同样，未来也是最好的时候。我们也处于最好的创业时代，因为我们还处在一个起点的时代。

许多关注中美贸战的分析家认为，特朗普打贸易战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美脱钩。随着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中美脱钩”论也从经济脱钩扩大到技术脱钩。笔者认为，无论是经济脱钩论，还是技术脱钩论，其根源是重商主义思维者的失落感。实际上，只要中国敞开大门，资本和技术的逐利性就会把美国的资本和高科技企业推进中国市场，中美经济就无法脱钩。

2018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就COC磋商举行了两次联合工作组会及一次高官会，并已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中国和东盟国家就COC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中国东盟之间的COC谈判前景光明，但道路却必将曲折。2018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就COC磋商举行了两次联合工作组会及一次高官会，并已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中国和东盟国家就COC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中国东盟之间的COC谈判前景光明，但道路却必将曲折。

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近期提出中美“分权”以避免双方在东亚的战略竞争，其遵循的仍然是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在实践中也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观为避免中美战略竞争提供了新思维。通过超越东亚区域的全球性问题的合作，可以扩大中美两国的利益交集；通过摒弃旧式的势力范围划分而提倡“新型大国协调”，可以为避免中美战略冲突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通过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的价值取向的宣示与中美价值观的对话和交流，可以增强两国战略互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