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洪永淼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不管是私有制，还是中国目前的混合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而且，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者，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者私有企业主，还是消费者个人，均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都是在维护自身所代表的利益前提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经济活动。所以，在目前这种市场经济制度下，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或者现代经济学，有相当部分可以用来借鉴并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深化经济改革。
白津夫
东北财经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院专家与学术委员会委员
数字资源成为战略资源，对于企业资源优势需要重新评估，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源垄断优势需要重新界定。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有两条路径：一是反应型数字化，主要还是复制一种数字化战略以应对竞争对手的数字化成功；二是变革型数字化，着力改变商业模式、用户体验和运营流程，更加体现客户的参与互动，这才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标志。国企要主动变革，通过数字化再创竞争新优势、造就企业新文明。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资本过剩环境之下是很难产生通胀的，因为通胀会转化为更低价的商品和库存，所以商品的价格都上不去。但在几种关键商品领域或是一个应急时期，形成、制造出来部分商品的“人为短缺”，如过去两年中国的猪肉价格大涨带动物价指数上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定阶段的通胀。这种通胀可称之为“价格扭曲造成的通胀”。我预料在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市场又会出现这种形式的通胀。这一次的原因是，随着疫情控制的逐步改善，疫情影响基本结束，全球经济大幅反弹，在各国的生产秩序重组过程中出现了产品（原材料、能源或关键零部件）的人为短缺，结果造成通胀现象。
郑彧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金融产生空转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并不在于金融市场本身，相反它恰恰可能体现了金融作为工具满足市场主体进行避险的工具功能，故此“金融空转”的现象不应当局限于金融市场而应该从实体经济上寻找原因。事实上，实证研究的经验不难发现只有当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端充裕，而资金需求端的实体经济不能满足资金供应端的回报需求时才会出现“金融空转”的问题，由此在对“金融空转”选择监管应对时，我们需要首先思考的是“到底是因为‘经济影响了金融的风险’，还是‘金融影响到经济的风险’”这样一个基本命题。
王志成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研究中心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5G正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众多电信运营商均已经宣布或即将宣布5G商用。根据GSA的统计，截至2020年9月中旬，全球共有129个国家/地区的397家运营商对5G网络进行了投资，124家运营商已经进行5G网络的建设，其中来自44个国家/地区的101家运营商已经推出了符合3GPP标准的5G服务（94家运营商推出了5G移动服务，37家运营商推出了5G FWA或家庭宽带服务）。尽管众多运营商开展了5G网络的投资与商用，但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极不均衡。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记者：侯润芳
我更担心的是，地方债务风险隐形化。当前在市场和行政的双重约束之下，地方政府可能会想办法千方百计不违约，但这也会使得地方政府偿债的压力增大。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隐藏、遮蔽或者后移债务风险的动机就会大大增强，以缓解偿债的压力。这样在明面上我们看不出它们违约和违规融资借债，但是实际风险可能还是在累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难以用常规方式来判断地方政府遮蔽了哪些风险，这会导致风险的进一步累积，直至纸包不住火，风险就会爆发出来。因此，2021年我们要特别防范这种隐形的地方债务风险。
程亚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美国政府将在一周后进行权力交接。有关拜登政府未来内外政策的讨论和预期将会逐步得到验证。在这些讨论中，一种说法认为拜登将对特朗普政府诸多举措“清零”，甚至将美国内政外交政策“恢复”至特朗普执政前的状态，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回归以往的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但拜登政府真能回归以往美国所领导的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大潮”吗？他或许还会重拾“全球化”“多边主义”这些概念，但非常可能的是，这些旧词语将被添加进新的内涵或被“基因改写”。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美国对华态势既有多方面强劲和经久的国际结构性动能，又有同样多方面强劲和经久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动能，因而令其纠错必然相当局部和有限，且在另一些领域的与华对抗和竞斗难免有进一步加剧的很大可能。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因而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与适当的调整至关重要。中国需要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争取拜登政府在执政后尽早与中国从事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的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我们提出一个“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指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主要是基础产业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补这个短板将有利于全社会降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今后10~15年时间，中等收入群体应力争实现倍增，由4亿人增加到8亿~9亿人；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补上这个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卡脖子”问题。“2”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是全球性且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新增长潜能。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发展的历史都证明，创新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做，在分散的市场决策里做创新是目前为止人类探索出来的最有效方式。真正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一定是必要的，但分清哪些必须由政府做，哪些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做，也同样是必要的。因此，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多地依赖创新，发展自主技术是必然的、必要的，但一定不要把自主技术和开放、市场对立起来，而是要紧密地统一起来。
庞金友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从经济分化到政治极化，从文化冲突到社会分裂，一种前所未有的撕裂正在缓慢而有力地拉扯、扭曲和挤压美国的民主政治。本次总统选举后的美国，无论是继续推行"特朗普主义"还是转向拜登式替代方案，短期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会面临的诸如经济不平等、民粹主义、身份政治、政治极化等深层矛盾和核心困境。分歧和对抗已成常态，共识和协商渐成奢望，任何一党的政策都会遭到对方的激烈反对，任何一方的努力都会被视为利益的最大威胁。
张军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我们的研究发现，第一阶段协议没有取消对美中出口商品的高额加征关税，这会扭曲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正常进口需求；第一阶段协议对中国完成采购美货的要求已经不符合现实条件；其他贸易伙伴正加快与中国建立基于规则的更紧密的自由贸易关系，这会弱化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因此，作为务实的策略，拜登应考虑接受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所起到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更应在基于规则的竞争中与中国谋求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殷剑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张旸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宏观金融中心研究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两个悖论：一是高社融与低投资间的悖论，这表明当前高速增长的社会融资规模主要还是被用来纾困而非促进增长；二是低信贷利率与高信用债利率间的悖论，后者才真正反映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偿债压力巨大的事实。结合这两个悖论看货币政策，一方面说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依然不畅，另一方面也说明货币政策是稳中偏紧的。在经济依然面临重大内外部不确定性、复苏依然不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并逐步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2.5%甚至更低的“合意”水平。
贺俊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吕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现代产业体系概念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独特性：一是三次产业结构、轻重工业结构等传统的产业结构划分方法并不是对经济系统进行结构化分析的仅有的视角，产业所基于的知识的复杂性和经济活动的差异性同样能够为产业结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洞见；二是 “产业”层面的分工仅仅是国家间分工的一种形式，国家间的分工形式是多层次的，传统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研究常常掩盖了国家间更为复杂的产品内分工及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分工问题；三是产业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可以清晰界定的，在对经济系统进行有意义的结构化分析的同时，必须同时注意被分解了的产业要素之间的互动和融合特征。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我国养老金长期以来，严重依靠第一支柱，二三支柱的发展长期以来难言顺利。面对老龄化加速等一系列压力，不少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面对目前我国多层次社保体系第二支柱存在短板的现实，要积极推进第三支柱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的建设，将之作为未来养老金体系的有力补充。不过，目前来看，对于充实“第三支柱”养老金产品的资金来源，不少专家、学者都把目光放在了当前超过150万亿元的储蓄存款、理财、保险资金之上。但居民在目前环境中，“掏不出钱也不愿掏钱”才是核心。指望居民储蓄存量能成为第三支柱发展的资金池，这一想法既不全面、也不现实。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本文阐述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三个背景性基本问题，从四个观察视角结合几项经济指标对疫情下的经济运作作出分析与前瞻，并对2020年及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和世界发展态势作出前瞻。本文认为，中国要从战略高度对“中等收入陷阱”防患未然，以改革创新、结构优化为龙头处理好宏、微观层面上的矛盾化解问题，以扩大内需为基点，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而继续努力推进“和平崛起”。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