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王志鹏
中国的快速崛起得益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过去40年间是所有发展中大国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二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这会让每一个人均指标的进步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正是经济快速发展乘以巨大人口规模，造成了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崛起”现象。但是，中国的这种成就，跟一个国家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全面领先地位还不是一回事。根据英美两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历史经验，如果不能获得全面领先地位，就谈不上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问题。实际上，惟有真正领先世界，才能真正领导世界。
王炎
特朗普以另类的方式竞选，动员下层白人，以网络社交媒体攫取“隐藏票箱”，主张所谓“后真相”——不同意见的人各有其真相，利用网络舆论的极化，煽动仇恨和恐惧。他上台后马上改变美国利益全球覆盖的帝国格局，宣称“美国优先”，煽动直接、可感、实惠的民粹政治。这不仅让美国国策转向，连欧洲联盟的格局也受到影响。英国脱欧、德语国家出现新纳粹、法国极右翼喧嚣，传统意识形态已被具体议题吸纳和消解，左、右之争只剩下所得税、移民、环境、性别和种族问题的观点不和。西方民主不再是“灯塔”，西方文明盛极而衰。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梁颖
恒大研究院
华炎雪
恒大研究院
拜登在大选时承诺推出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试图通过短期救济、对中产和底层减税、加大基建投入、推出绿色新政、增加就业岗位和施行“平价医疗法案”等一揽子政策维护中产阶级利益，同时对富人增加税收，“劫富济贫”。过去拜登四次访华、历经四任中国领导人，均释放对华友好的信号，属于温和的鸽派，认为中美不是敌人、应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问题，但近年来尤其2020年总统竞选以来，拜登团队称当选后对华“更加强硬”，包括“拉上美国的发达国家盟友”，共同制衡中国。
沈建光
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20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十分亮眼。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来看，出口和房地产是支持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步入四季度以来，前期恢复乏力的消费和制造业投资也逐步改善，显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增强。展望2021，中国经济将有哪些不同表现？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在笔者看来，与过去一年相比，2021年中国经济的如下六个方面转变值得关注。
马骏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金委）主任
中国虽然已经构建了绿色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但绿色金融标准、信息披露水平和激励机制尚未充分反映碳中和的要求，产品体系还没有充分解决低碳投资所面临的瓶颈。应该从两个方面加速构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政策体系。一是要求各地方和有关部门加快制定30、60路线图，出台一系列强化低碳、零碳转型的政策，强化各部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二是从标准、披露、激励和产品四个维度系统性地调整相关政策，构建符合碳中和目标要求的绿色金融体系，保证社会资本充分参与低碳、零碳建设，有效防范气候相关风险。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2021年以及“十四五”的宏观政策，以“稳”为主是最重要的。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的不是要多高的增长速度，去争什么全球唯一，而是要稳定国内市场、稳定就业、稳定金融风险，避免出现多个泡沫被同时捅破，引发系统性的风险。我们认为，“十四五”的“稳”是底线型的稳——要守住风险底线；也是防守型的稳——对外要扛住压力，内部经济别垮了；同时还是打持久战的稳——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短期的，而是结构性的、趋势性的，是长期的。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郑联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肖立晟
九方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葛天任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遭遇大规模负面冲击后，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均收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通常要比发达国家晚上两年至三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出台逆周期政策的力度明显弱于发达国家，时机也明显晚于发达国家。此外，即使疫苗大规模推广，疫苗大概率先在发达国家大规模实施，之后才可能在新兴市场大规模推广。对处于疫情重灾区，且本国经济金融基本面比较脆弱的拉美国家而言，不排除在2021年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回首2020年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看到人类再一次在伤痛和磨难中艰难前行。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新冠疫情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语言的具体写照，显然是当前全球政治变革的最大变量。然而，当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变化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因素，反倒是激化了一些固有的冲突性和对抗性的矛盾。了解新冠疫情背景下世界政治的“变”与“不变”，是准确和科学判断新冠疫情的全球政治效应的关键。
鞠建东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
历时8年， RCEP终于在2020年11月正式签署。在此之前，美国已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宣布“退群”之后，日本接替美国成为主导国，继续推进TPP，并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以看出，亚太地区国家对于深度合作有着相当强烈的愿望，RCEP、CPTPP的达成代表了这些国家的理性选择。之前，由于中美贸易争端等因素，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而RCEP的签署表明亚太地区更加深度的经贸合作仍能继续推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RCEP是全球秩序重建的重要信号。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反映国家或国家联盟强大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有活力，贫富悬殊小，稳定成本低。一个社会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决定这几方面特征的支撑力量是广义社会分工的深化与社会中间阶层的壮大。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改革，增加城市独栋房屋供应，改善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形态，采取最有效的社会分配政策，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好过度劳动、工资水平低问题，是促进中国中间阶层健康发展的关键。
郑新业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张力
财政收支体系改革的方向是稳定总量、调整结构和创新工具。第一，需要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对劣等公共品和已饱和公共品的供给，提升资金效率。第二，财政支出中用于负外部性治理的部分要适当地由税收工具替代。通过差异化税率改革提高环境污染税、碳排放税收标准，并节省污染物处理的开支。第三，通过增大直接税占比强化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并通过建立清晰的财政规则规范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以透明的预算和债务管理调节市场预期，形成与货币政策的良好互补。第四，以税收工具替代财政支出中用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的部分，提升所得税结构的累进性，并以1亿元为起征点设立遗产税，填补税收体系缺口。
易峘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现在“后疫情时代”这个提法非常多，似乎2021年周期的变化完全是疫情后脉冲式的“正常化”过程。其实疫情因素之外，现在的趋势从2017年开始就一直在发生，只是2020年的疫情冲击让趋势更为明显，另一层面说就是加速“出清”了。关于2021年的趋势变化，简单说就是看贸易周期、制造业周期、全球工业品价格（PPI）、企业盈利和融资成本，以及相对汇率的强弱都可能和前几年的趋势不同——“惯性”可能被打破。
王娴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注册制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公开发行监管制度，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以联邦立法确立以来，它已经成为全球公开发行证券的通行制度。科创板正式启动并进行注册制试点以来，我国注册制改革不断有序推进。辨析金融产品与商品的监管差异，辨析银行保险与股票监管的区别，辨析实质监管与信息披露监管的不同，才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注册制，即坚持市场化导向，不干预定价、不调节发行节奏，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
游启明
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在"群体性"崛起背景下，霸权国的利益与崛起国的行为是决定霸权国威胁评估的核心变量。霸权国的威胁评估要经历三个战略阶段∶首先，霸权国会对自身的利益按重要性进行排序; 其次，识别崛起国的行为;最后，霸权国会把第一阶段所划定的利益与第二阶段识别的行为进行对比，将严重危害自身利益的崛起国视为主要威胁者。一战前英国维护霸权地位的威胁评估的案例，揭示了把霸权国的利益与崛起国的行为作为霸权国威胁评估的核心变量，不仅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积累性研究;也有助于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背景下，映照中国强国复兴战略的实践。
徐忠
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局长
邹传伟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
央行数字货币有多种设计方案，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央行数字货币是批发型还是零售型。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限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不面向公众。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也被称为一般目标型，其使用面向公众。从主要中央银行的央行数字货币项目看，有的以零售型为先，比如中国人民银行的DC/EP。有的以批发型为先，比如加拿大银行的Jasper项目。随着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方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央行数字货币项目需要做出的最重要选择是以批发型还是零售型为先。这个选择将决定央行数字货币的目标应用场景、设计和开发路径以及推行策略。
施东辉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
回首本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我们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少数巨无霸式公司迅速发展和崛起，在各自的行业里变得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并在极短时间内促成社会运行方式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工人薪资增长缓慢，劳动收入比重下滑，通胀率低迷，但公司盈利能力和股市估值却迭创新高。这些现象构成了美国经济的所谓一系列“迷思”（Puzzles）。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