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一般来说，追求商业利益的企业是一种效率组织，它们在“价值观商业”中从来都不是积极的主动参与者。但当一个社会的政治环境变得极端而严苛，企业也不得不去适应被政治干预后的营商环境。以前述跨国服装企业为例，它们不可能意识不到在“新疆棉”事件中站队的后果，但当地缘政治因素开始强烈干预市场环境，企业也不得不接受被裹挟其中。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商业”浪潮涌动，再加上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涌现，两相对立的结果是在中国市场上也创造出了“价值观商业”。
《关于中美建立网络-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稳定性的报告》项目组
中美两国应当并且可以共同采取行动，降低网络-核风险并增强其稳定性。虽然两国间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但这并不必然阻止他们合作以建立信心，从而避免在网络空间或通过网络空间采取有可能破坏稳定的行动。本报告拟提出两国可以单方采取或是以互惠的、和（或）双边的方式来采取多种措施，以增进在网络空间的稳定信任。这些措施包括：加强中美战略稳定的总体措施、与两国网络政策及核武库结构与能力相关的措施，以及直接加强两国各自NC3的稳健性和弹性以抵御网络威胁的具体步骤。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中美都是大国，都对全球事务产生重大影响；两国关系涉及面广，其中诸多不顺畅环节，难有共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而言，分歧管控十分重要。以上可谓学界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基础性认知。在迄今五十年不间断的交往中，中美两个社会形成了许多认知共同体，或者叫“圈子”，它们是维系两国关系的实质性力量。与此同时，“圈子”内的讨论虽然更容易形成共识，但也难免产生“筒仓效应”，加上受到“国家安全”、“地缘政治”一类的总括性思维的影响，“圈子”之间的水平交流与协同则容易进一步受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疫情干扰下，对中国经济增长要“三年一看”——将三年经济作为整体来看，以熨平疫情下的经济波动，同时能跨年度安排宏观政策。今年的强劲反弹是建立在去年的低基数上，在2022年以及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可能回到2019年之前的长期放缓的路径上。央行此前也曾提到，货币政策需要建立“跨周期”的政策框架，这种政策思路与“三年一看”倒是相称的。总体来看，央行不会因为目前金融指标变化而改变既有的政策基调，但在货币政策执行上，央行将会适度适时“见好就收”，这将为未来几年的逆周期调整储备政策空间，增加弹药，保持政策的主动性。
张晓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宏观杠杆率的攀升主要来自经济增速下滑，较高的债务使得利息负担不断加重，增加经济体的不稳定性。从债务的结构来看，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大大超过私人部门的债务，这是债务的主要风险点。从作用机制来说，通胀可以降低杠杆率，但是控制杠杆率水平不能仅仅靠通胀。对于存量的债务，可以借助REITs盘活基础设施资产，通过混改处置地方政府资产来处理。对于增量债务，要打破“四位一体”的赶超制度形成传统的债务积累模式，打破政府干预，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来推动信贷资源的配置，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影响2021年楼市走势的首要宏观因素，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由此引发的通胀预期。不论是从真实刚需的角度还是从投资需求的角度，大家都将房地产市场作为规避物价上涨所带来的损失的重要手段。而影响大城市房价的另一方面，就是供给端的多重管制和需求端的快速增长之间完全不相匹配。决策层应该下定决心，加快在人口持续流入、经济发展潜力较大、房价上涨较快的部分城市增加供应的步伐，以此修复市场预期，从而真正解决问题。
张斌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人们对一般制造业品的消费增速开始放缓，消费升级的内容开始转向了服务。消费升级是推动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源动力。从投入、生产和产品三个环节看，中国进入结构转型期后的工业部门升级情况还好。凭借巨大的规模优势，中国有成为全球制造业数量和质量双料冠军的潜力。潜力变为事实还要打破很多制约因素。社会治理发育滞后和各种不当的市场管制，扼杀了大量的市场需求和生产率提升机会，这些才是产业升级的真正敌人。
理查德·哈斯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
查尔斯·库普钱
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
促进21世纪稳定的最佳工具是大国之间的协调。正如19世纪欧洲“大国协调”（成员包括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经验证明的，一个由领导国家组成的指导小组可以遏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这些竞争通常伴随多极化而来。大国协调有两个特点：政治上的包容性和程序上的非正式性，这两个特点使其很适合新兴的全球格局。全球性的大国协调将是一个协商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它将处理新出现的危机，并将审议对现有规范和机构的改革。大国协调将帮助制定新的路径规则，并为集体性的倡议提供支持，但将业务性事务留给联合国和其他现有机构处理。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欧相互制裁只是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前兆，称双方关系全面恶化还为时尚早，而且过于武断。双方都需要相互适应突然而来的变局，都需要在新的地缘政治框架下对双边关系和利益进行再评估。从双方利益来看，中欧关系不再继续恶化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这种结局需要满足很多条件，中欧双方需要达成很多共识。如果中欧关系恶化，结果将是双输局面。对中国来说，未来主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压力都将来自于美国。因此，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尤其是增大中欧双方的利益交集，保持基本正常的中欧关系，应该成为中国重要的策略选择。
孙兴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安克雷奇会晤可以说是拜登时代中美第一次面对面的试探，高手过招当然知道深浅，虽然开场白有些激烈，但是，双方完成了三场闭门会议。如预期一样，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但各自举行的记者会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会谈是坦率的、直接的，双方直率地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和底线，同时接触也是有必要的、建设性的，增进了双方的理解。美方表示接下来会通过外交渠道继续与中国接触。换言之，双方高层次的外交接触还将继续，安克雷奇只是开始。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模式变化、经济结构转型，背后是相对价格变化的驱动。无论是碳税、碳交易形成碳价格，还是行政性监管和绿色金融等措施，其促进碳减排的传导载体都是提升化石能源的价格和降低清洁能源价格。在新的模式下，清洁能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但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型过程中，相对价格变化作用于经济是有摩擦的，对经济来讲是一个供给冲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十四五”期间，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将是新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强调生态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成为新时期的发展理念，还会成为长牙齿、有约束力的发展要求。不过，这些发展理念要真正转化为全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行动，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对于区域经济差别很大的各个地方来说，短时期内难以找到新的增长点，也很难完成经济新动能的切换，这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在选择发展路径时，很自然地选择了过去习惯的发展模式——大投资、大基建、大项目、大工程。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以令人难忘的方式突显了长期以来的全球化困境，也揭示了人类分享着共同的命运，至少在重大危机的时刻。这是无法在挥手之间轻易告别的时代挑战。它敦促人们重新思考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人的生活总是共同的生活，每个人都从属于多种直接或间接的共同体，有些切身可感，有些更具有虚拟或想象性，而各种共同体之间又彼此依赖、相互影响和塑造。我们需要探索和建设一种更有生机活力、也更具适应性的共同体，维护其边界和自治，同时保持对外部的开放与合作。
金良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21世纪以来，美国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都试图减少对中东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以为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创造条件。这种平衡亚太和中东的战略虽部分得到了实施，但总体而言并未得到充分展开，中东牵制了美国大量的战略和外交资源。拜登就任总统后，一方面，仍将会延续平衡亚太和中东的战略，但方式将会改变，美国将会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的硬资源，而在中东地区主要通过外交和援助的方式维持其战略存在。另一方面，美国更有可能对其亚太和中东战略进行整合，以中东策应其亚太战略。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中国面临的碳排放挑战巨大且具有难度。中国是人口大国、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出口大国，毫无疑问也是排放大国。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都名列世界前茅，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还在上升。“十四五”规划对碳减排提出了一些明确的目标和部署。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措施提高绿色低碳能源的比重，规划提出的目标是，非化石燃料使用量占比要提高到20%。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就需要有强有力的举措和政策机制。
汪红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世界银行划定的2019年高收入经济体最低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535美元。考虑到2020-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前五年更低，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特征明显，各等级的最低收入标准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有可能缓慢上涨，预计2025年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线为12600美元左右。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0410美元，假设到2025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3000美元，只需要“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4.2%以上，因此，“十四五”中后期我国人均GNI大概率会超过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最低标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