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林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未来西方国家在其政治发展与社会治理中，将不得不更加彰显以保障人民权利为中心的理念。事实上，这一趋势已见诸近年来欧美各国领导人频频以人民之名提出的施政方针和发表的政治演讲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黄马甲运动”兴起之时，曾提议开展全民大辩论，主张重新思考民主以及如何将人民放到重要地位。如何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折射出一国治理能力的高低与治理体系的完备与否。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对于社会均衡、结果平等和社会团结的强调，不失为一种对于全球化中偏狭失衡的西方道路的重要修正。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未来的中美外交谈判中，我们相信，当涉及到具体问题时，美国政府一定会要求中国拿出行动来证明高层官员的呼吁。这可能表现在一系列的领域，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美贸易协定问题等，在这些方面，能否表现出外交层面的灵活性、态度、尺度和技巧，则可能成为今后美国试探中国改善关系“诚意”的试金石。如果这些问题都是铁板一样“碰不得”，那么实质改善两国关系的进展可能就会很有限，除非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中国基于运气好，获得更多的硬筹码，否则局面还会处于僵持状态。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美元国际地位不降反升，直接原因在于：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快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元资产的吸引力高于其他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美元指数总体上波动中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包括美元与美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有助于美国将危机成本与救助成本全球化，以及美联储通过双边美元互换协议增强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基础设施。本次疫情后，美元国际地位可能再度不降反升，理由包括：疫情同样重创了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疫情结束后美国经济可能率先反弹；未来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有望继续强化美元与美国国债的避险资产地位；美联储主导的双边美元互换机制在疫情暴发之后再度扩展与强化。
周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主任
沙楠
国家金融研究院新结构金融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欧美国家当前的货币政策操作并非财政赤字货币化，而是非常规货币政策。我国采用此政策选项既没必要也不可行。回顾经济发展史，央行财政职责边界要清晰，央行的可信性至关重要。而财政赤字货币化操作将强化固投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只有维持对财政部门市场化的约束机制，更具生产效率的民企部门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空间。因此，当前对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增加便是中国努力转变发展模式的证据。
田慧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
要实现碳中和，需要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和能源体系发生重大而迅速的转变，需要中国政府进行良好的顶层政策设计，部署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气候行动路线图，包括转变能源电力结构、完善碳市场、大力发展清洁技术、构建完备的绿色金融体系等。还需要政府充分考虑各行业、各地区的发展现状，制订差异化的达峰路线图，并辅以充分的激励和监管政策，激发地方政府和其他非政府行为体的减排潜力。
李望平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从公共产品的理论解释与客观现实的具体反映看，全球组织和域外霸权国都无法实现东北亚核安全的持续、有效供给，域内国家加强合作是弥补地区核安全缺失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东北亚核安全供给模式改进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传统核安全由中俄美三个合法拥核大国共同协调、域内其他国家参与提供，非传统核安全由中日韩共同主导、携手域内其他国家平等参与提供，推动东北亚核安全从域外力量主导、同盟辅助的霸权供给模式逐步向域内实力国家主导、其他国家平等参与的多边合作供给模式转变。
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
可以想象，随着前主流共和党人适应了下台的现实，以及出于扩大党内联盟以便赢得未来选举的需要，他们会缓慢但稳步地重新夺回主动权。或者，特朗普也可以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祖国牺牲一切的烈士来保持对共和党的控制。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想象，特朗普及其铁杆支持者会蜕变为地下恐怖分子，用暴力来回击他们认为不合法的拜登政府。这一切最终如何发展，将在未来几年对全球民主产生重大影响。
杨建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晓锋
国研网研究员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优势。但近年来，全球各国开始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加速追赶，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补短板强弱项，巩固已经取得的发展优势。产业发展升级的需要和中国碳中和目标的确立，决定了推动电动化转型、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中国仍要从市场、技术、环境三大方面入手，重点突破核心技术，掌控产业链关键环节，占据价值链高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开拓国内外市场，推动汽车产销再上台阶。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拜登政府执政将利好重启全球化迈向更高步伐，同时为中国全球化提供新机会。拜登执政将面临多方面挑战，特朗普崛起的民粹主义基础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虽然新政府仍将继续以大国竞争的视角处理中美关系，但其重心向内，以提高自身实力和重视外交、软实力的理性方式与中国展开竞争的趋势，与特朗普执政时期将有明显分野。在此背景下，中美在贸易、人文交流、全球治理领域的共同利益将成为拜登时代中美关系得到缓解的有利因素。
杨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研究员
长期以来由于对自然资源开发过度、保护不力，建设用地过多挤占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导致草地退化、耕地减少、湿地萎缩、岸线侵占、围填海过度等现象依旧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突出表现为自然保护地体系落地难，以及落地后难以守住的困境。长期历史遗留的顶层设计不完善、分类不科学、空间布局不合理、产权不清晰、管理体制不顺畅、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造成中国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体系尚停留于数量集合而难以形成系统性有机整体。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2021年财政政策要依“十四五”规划的核心要义来调整，而非只是考虑一年的情况和变化。换句话说，2021年的财政政策如何调整完善，需要从“十四五”甚至更长远来看待。风险与机遇是一体的，唯有防范了风险，机遇才会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识别风险，对冲风险，是赢得发展机遇的关键。2021年的财政政策需要贯通风险思维，以公共风险为导向，才能运用好新发展理念，实现提质增效和更可持续，推动双循环畅通，构建新发展格局。
鲍勇剑
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
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之上。成功的商业模式必然提升良善的社会关系。同时，走出商业模式的困境与陷阱，新兴企业要有社会思想能力，要能够把生产能力与社会福利创新紧密结合起来。维持赢家地位，企业必须要用轮转变化的思维分析和使用商业模式。企业首先要接受商业模式永远为一个“成、驻、坏、空”的轮转过程。其中，四个状态各有内在的规律和转化特征。其次，企业要始终思考如何创造新的顾客和员工价值，如何将新价值转换为新的厂商价值。要做到这一点，企业需要设计和执行“本分公益”的策略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已经逐渐从社交隔离为主的社会性防控，转向以疫苗接种为主的疫苗防控阶段。由于时间限制和产能限制，世界各国事实上已经进入“疫苗战争”之中。疫苗接种将把世界分为有抵抗力的世界与无抵抗力的世界，而中国不能只停留在社会性防控形成安全框架之内，必须加入有抵抗力的世界之中。中国巨大的疫苗需求量与疫苗产能、购买可能性、接种能力之间，会造成一定的缺口，可能形成阶段性的困难。中国不能低估“疫苗战争”的危险性。
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大国经济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开放大国要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首要，负责任大国要以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己任。而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决不是构建封闭的国内循环系统，也不是在参与国际大循环基础上向国内经济延伸扩展，更不是新形势下采取与世界经济主动脱钩的行动，而是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基础上推动双循环体系建设。
聂泳忠
博士，西人马联合测控（泉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主要处在低端芯片研制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这又归因于一直以来重设计、轻制造的拿来主义思维主导，忽视自主研发的基本功，致使隐忧非常大.芯片突围之路要从三个方面发力。首先，要尊重半导体行业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特点，避免让优秀的公司出现现金流短缺，国家一定要予以扶持；其次，不走捷径，脚踏实地，重视物理、化学、材料底层技术，真正打好基本功；再次，要有一批优秀企业坚定走IDM模式，设计、制造一体化的IDM模式是避免“卡脖子”的有效路径。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扭转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不偏不倚地将贸易问题仅仅当作贸易问题来对待，并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解决贸易问题。如果相关问题不在世贸协议范围内，则应该按照世贸组织的精神进行谈判。要达成可持续的贸易协定，前提必须是中美应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我们相信，在美国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中美关系将得到改善，贸易争端也将得到解决。首要工作是，两国应在世卫组织的主持下或与世卫组织合作，制定遏制新冠肺炎的综合计划。其次，第二阶段贸易协定的谈判，应以双边贸易自由化和遵守世贸组织规定为重点，坚持对等原则。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