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雍君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考虑到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财政可能产生深远影响，近日发布的财综〔2021〕19号文迅速激起各界关注并不令人意外。这份名为《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重磅文件，规定四项非税收入的征管责任将由地方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门移交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税务部门，但并不改变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使用、管理和归属地方政府的现状。因此，最值得费心思量的并非由来已久的“土地财政”何去何从，而是收入征管体制的全面转型及其逻辑与影响。
向宏
重庆大学大数据与软件学院教授、重庆大学信息物理社会可信服务计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丁津泰
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中心教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教授
汤珂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教授、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访问教授
数字货币的核心价值是提升支付和交易的效率与安全性，使之更加便于使用，从而提升整个经济体的运转效率。回顾人类过去50年数字化的进程，不难发现如果当初在计算机网络的顶层架构设计方面考虑得更为全面，那么今天我们会拥有一个更为公平、更为健康、更为安全的网络世界。因此，对当今正处于萌芽阶段而又极端依赖全球计算机网络的央行数字货币，有必要对其未来可能面临的技术风险及潜在影响进行评估，并力所能及地进行规避，从而促进央行数字货币乃至数字经济稳步健康发展。
王博璐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绿色金融创新和标准化负责人，ISO/TC322主席顾问组成员
陆文钦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绿色金融业务总监，ISO/TC322国内对口工作组成员
转型金融应当以结果为导向，重点关注转型主体的低碳转型承诺与实践的可信度，并且其行动目标要与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一致，或者根据自身情况设置更具雄心的转型目标。转型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允许转型主体依据行业和地区特征以及转型主体的起点来制定转型路径和行动方案，同时规范融资主体对资金去向和行动效果的强制性披露要求，特别是针对目前减排难度大的高碳行业，如钢铁、水泥、冶金、农业、化工、能源等行业。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从地缘经济角度来看，美国在数字税问题对欧盟做出了让步，换取欧盟同意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和美国在两件事上做出了相互妥协，也交换了利益，同时也在数字税和公司最低税率问题上形成了“美欧标准”。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估计，美欧下一步将把新的“美欧标准”推向世界，使之成为真正的全球标准。以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这完全有可能做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有可能不得不遵循“美欧标准”。
张杰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特约研究员
朱启超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副主任、研究员
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博弈以及某种程度的军事对抗，成为影响南海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军每年在南海保持数十次单边、双边和多边军演，数百舰日的军事存在和上千次的抵近侦察。在南海以中国为假想敌、甚至以战争准备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为冷战结束以来罕见。美国在南海搞军事霸权，并以舆论抹黑相配合，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扰乱“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良好氛围。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中国内需仍然明显偏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具有暂时性，以及考虑到猪肉价格正在显著走弱的结构性因素，所以通胀并不是中国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外需在将来可能出现的调整和回落，以及过度依赖外部需求本身可能带来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多转向关注内需的修复进程。当前我们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需要与长期的新发展格局相结合，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使得经济恢复的底盘更加稳固。
郑磊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世纪”进入结束阶段，新国际秩序将伴随新康波周期逐渐形成。通过近百年来中美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的对比分析可看出：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在新技术驱动的新康波周期开始阶段，加快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基建”；聚焦教育科研体系关键问题，推进配套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缩小地区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妥善处理债务问题；打赢减贫、反腐、公平的三大“社会战役”；管控中美在双方各自重大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化解东西方文明冲突，实现和平崛起。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
谢长泰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
宋铮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王鑫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员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一种“特事特办”的非正式制度推动的。它的主要特征是：在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帮助一部分民营企业突破正式制度中约束企业发展的一些不利规则，从而帮助这些企业进入、生存并成长。“特事特办”制度在中国带来的好处可以超过其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该制度带来的各种问题在近年来都变得愈发突出。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核心是“双循环”，而双循环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内经济大循环。金融改革的任务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和国内经济大循环。与此匹配，“十四五”期间金融改革的两大基本目标，一是要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二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此外，“十四五”计划里提到了“金融调控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开放体系、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六大体系，这是我们未来五年金融改革工作要努力追求的成果。
ACCEPT宏观预测课题组
人力资源总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内考虑到人口素质（包括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有能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工作时间储备。在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之后，中国最近20年以来人力资源总量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19年人力资源总量相较2000年提高14%。根据预测，随着教育和健康水平的继续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在2050年之前保持平稳缓慢上升，可以为新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我们建议，中国的人口国策应当转变为人力资源战略，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更加关注教育和健康。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
观察各国的价格数据，通胀复归已成趋势。过去十年，美国还可以通过进口中国的廉价商品来压低其国内通胀；但随着中国产能约束的收紧，中国产品的价格也开始明显上涨。让情况变得更加棘手的是，最近两个月我国还因为限产而让物价进一步上扬。考虑到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干扰逐步消除后，宽松宏观政策对总需求的推动作用还会更明显的体现出来，这次通胀持续的时间恐怕会超出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许多观察者的预想。
陈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正式以“印太”替代“亚太”，并出台了具有地缘政治大战略意义的“印太战略”，其目标就是要重构地区秩序，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法国，以及东盟、欧盟等地区组织也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印太”版本。这种变化或将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开始趋向竞争与对抗，地缘政治的张力将不断压缩东盟引领区域合作的行动空间，并从地区凝聚力、中立立场、制度效能及秩序环境等方面挑战东盟的区域合作中心地位。
周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对中国而言，澳大利亚铁矿石质量较好且运输成本低，能够提供稳定的供给保障，便于形成更加成熟的工艺流程，有利于控制冶炼后成品的质量。履行碳达峰和碳中和承诺，钢铁产业的行动尤为重要。需看到，减少废气排放，降低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的排放率，有效用好钢渣和含铁尘泥等环保举措，以及可再生能源使用、铁还原技术创新等，都与铁矿石的品质有较强关联性。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冶炼的铁矿石不仅以粗钢和钢材方式出口，更通过大量电子信息产品、日用家电、汽车等制成品方式，满足了全球消费者的需求。因此，保持中澳铁矿石贸易的稳定性，符合各方利益。
潘圆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新冠疫情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可能减速，产业链的转移和重置成为当前经济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是国际生产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加控制的产业链转移会给中国带来显著的风险。对制造业的工序细分关键在于保证“转出去”的产业能“回得来”。转移出去的工序需要帮助中国企业整体利润的提高，投资目标国的产品以中国为主要市场。中国要避免出现两种情况：某个制造业行业链整体外迁，以及关键工序、原材料、零部件、工艺流程等的外迁。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提出“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后，获得了不小的国际影响力，即使与中国带有地缘政治偏见的西方国家，也认可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合作伙伴。不过，这也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发展压力。从经济社会大系统来看，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系统转型的过程，涉及到的产业发展、城市化、能源利用、交通方式、消费活动等各个方面。中国距离实现第一个碳目标——2030年“碳达峰”只有9年时间，立足于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基础，中国未来的碳减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林伯强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2007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未来，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变方式还是比较清晰的，中国通过改变能源结构走向碳中和的过程，可能不会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而是以清洁能源为主，并且直接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替代的可能性更大。细看中国2020年的能源结构，不难发现中国的水电、风电、核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明显增长，但总盘子仍然不是很大。其中水电可能受制于水源潜能，核电主要是安全和布局问题、周期也比较长，很难在短期看到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足够大，才有可能满足大规模的能源需求，才能真正实现对煤炭的替代，才能可持续地支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