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内经历了很大的调整，而且我个人认为调整已经比较到位。从今年开始，中国将迎来新的经济增长景气周期。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包括进一步拉近和美国的差距，从根本上都要依靠中国的发展。中国接下来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今年是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中和企业有关的重点政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城市化2.0,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饶毅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预聘制不仅是中国高校二十年来最重要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迄今最佳的、行之有效的教师人事制度。最近因为突发事件，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上海高校的犯罪嫌疑人，嫌犯本人只声称自己受迫害的一面之词、并未说迫害来自预聘制，但是大部分匿名的不负责任的写手越过自己并不清楚的案情直接全面猛烈批评我国高校的预聘制，从指责预聘制不合法到批评预聘制压制青年，各种说法甚嚣尘上。事实上，这些批评几乎全部搞错了对象。被批评的不是预聘制的问题，是原有体制的问题，或我国尚待改变的传统习俗问题。而预聘制已经、或正在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李勇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
高校流行的“非升即走”制度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底线要求，只要能够胜任学校教学的基本要求，就可以留下来。应聘者大都会在去应聘之前就衡量自己是否可以在6-7年完成应聘单位的任务，如果觉得自己能够胜任，才会去应聘。这种合同正常除了对于教学任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外（比如需要上多少门课程），对于科研任务并无特别具体的规定。在国外这种制度是一种底线要求，而到国内却演变成竞争性的，变成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发多少篇文章或者主持多少个课题研究才能符合要求，甚至实行末位淘汰制，人为制造内卷。
季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
近年来，有关中美俄“战略三角”的说法在中国学界成为热点，这并非没有道理，当今世界，既能在外交上不仰仗他人鼻息，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只有中美俄三国。甚至有人将这种关系比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美苏。不过，学界也有人否定今天的中美俄为“战略三角”,认为今天的中美俄关系不能与当年的中美苏“战略三角”相提并论。2021年国际局势仍处于剧变中，美国政府将继续加大与中俄的对抗，三国关系的变化直接牵动世界局势的转换，牵一发而动全局，为此我们需要积极谋划，居安思危，守住和平与发展的底线。
张其仔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
中国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对工业化也提出了新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的工业化，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狭义的工业化，而是一种新型工业化，是一种高质量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工业化，其特点是，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传统经济与新经济融合发展、资源环境友好、技术进步和创新贡献不断提高，是一种包容性的工业化。自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之所以能够成功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建立了一种包容性学习与创新机制。
黄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润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自由主义下的世界经济经历过两次失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设计”和“提供”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的色彩，反映了霸权国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交易成本的升高，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与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已大幅下降。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毛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肖志国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智强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产业政策可能既不是仙丹，也不是毒药。当用于特定产业（例如国际新兴产业）时，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产业内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帮助企业乘势而上，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如果用于其他产业，虽然很难说产业政策就没有积极功效了，对就业、收入增长等可能也有促进效应，但较难推动技术进步。当前我国需要的是有智慧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企业有强烈技术创新驱动力且存在巨大技术进步空间的产业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较快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也能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
数字经济时代下，合理保护用户隐私，发展数据产业链，共享并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隐私保护的法律设计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正加快推进个人隐私保护基础性立法，需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习惯，着眼国际数字产业竞争格局，统筹考虑中国数字产业的未来发展，通过合理设计法律和政策尺度，平衡好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现在拜登政府对富人增加税收，在全球推行最低企业税率，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他的竞选政治承诺，客观上会推动美国迈向福利社会；另一方面，这些举措导致的结果，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对于传统资本主义的一种挑战。在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日益艰难的社会，在信用扩张导致富人阶层更方便地获取财富的社会，如果政府利用权力来重新分配财富，不仅使政府获得更多的税收，还可能对传统资本主义带来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执行主管
中长期来看，综合考虑技术进步、债务负担与货币政策收缩的力量，我们倾向于认为，除大范围战争等极端情况外，长时间出现4%以上通胀率的可能性不高。当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仍然来自货币，如果通胀失控，将意味着货币主义的复兴。20世纪80年代以前，货币数量论尚未失灵，货币扩张是通胀的充分条件。近40年，即使货币数量论失灵了，货币仍然是通胀的必要条件。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近年来，随着一批重要法治规划颁布实施，各类法治规划逐渐形成一个领域宽广、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的整体，法治中国建设进入“规划”时代。通过规划引导推动法治发展，是由我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决定的，具有充分的思想与制度基础。进入“十四五”时期，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法治中国建设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按照各类法治规划的部署，“十四五”时期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是推进条件成熟领域的法典编纂、强化涉外法治建设、强化绿色发展的法治保障、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迈进、增强对科技创新的法治回应等多个方面。
吴偎立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欧阳辉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2021年以来，美国延续超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叠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引发海内外通胀担忧。很多人言之凿凿“通胀必将到来”，称不仅美国如此，中国也将如此。但遍览他们给出的理由，却仍是“货币宽松一定会通胀”“大宗商品暴涨一定会通胀”之类陈辞滥调。一方面，经济的组织和运行方式日新月异，旧的、教科书式的因果关系大都早已过时；另一方面，通胀涉及国内外千万种商品与服务，用单一因素推断实在太过简单武断。通胀问题太过复杂，如果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什么是对的，至少要先知道什么是错的，这样才不至于被轻易贩卖“通胀焦虑”。
莫盛凯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外交史上的一大难题，脱离(城邦)国家内部历史的外交研究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的曲解。通过聚焦雅典和斯巴达内部形成的对外政策派系，不难看到，两强内部各自强硬派总是在客观上彼此互送弹药，以便战胜各自的温和派；而温和派的暂时成功往往最终引起失望，从而进一步增强强硬派的势力，成为战争爆发深刻的国内政治动能。修昔底德尽管没有提出“双层博弈理论(two-level game theory)”，却在2400多年前的著作中深入刻画了这种决策图景。
冯国栋
上海航天局办公室副主任兼法律事务处处长、正高级经济师
产业立法对维护国家产业安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重大产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同时，产业立法又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会对市场调节机制产生直接的影响，更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公共成本（包括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运用不当很可能“事倍功半”。因此，必须将其纳入法治的框架和制度化的轨道，在尊重产业规律、经济规律和法治精神的前提下，围绕特定历史时期的产业发展目标，不断提升产业立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构建起与现代治理体系相匹配的产业立法理论体系和实践范式。
龚刚敏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目前土地出让金没有完全如税收一样入库收支，而是补偿与配套建设直接开支后余下的再统筹安排，尽管做到形式上的收支两条线，但实质上还是有“坐支”的性质。过去土地出让金的收缴部门都是政府的组成部门，政府随意性较大。划转后，税务系统的垂管系统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无论从实际收益还是从具体操作层面都会使地方政府受到更多制约，甚至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积极性。而这个结果可能正是本次改革乐于见到的。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复苏仍在延续，但距离完全复苏仍有距离；货币政策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紧，依然稳字当头；财政收支平衡显著改善，紧迫性有所下降。虽然经济复苏仍在路上，但未来需面对三大挑战，分别是疫情动态变化、经济是否走出下行通道和就业复苏结构性问题。长期看，当前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并不意味着我国走出经济下行通道。最快2021年下半年的经济回落就会重新点燃市场对稳增长的争论。从经济增长要素的趋势来看，我国可能尚未走出下行通道，加上稳增长目标，跨周期调整或许只是宽松慢一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