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中央配置建设用地指标时，需要充分利用市场信息。本质上来讲，现在出现的地价和房价的问题是空间错配问题，在配置建设用地指标时就需要盯住两个信息，一是人口流动的数量，二是房价。当一个地方是人口大量流入，并且房价相对于这个地方的收入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就应该加大建设用地指标的投放，加大土地供应和住房建设。而在地方层面，在既有体制框架内，如果不是彻底地放弃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就只能修改地方政府考核目标，最为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对地方政府的综合考评体系。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在过去七十年中，中美关系有过两次重建。第一次是从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次重建根本改变了 中美关系的性质，使之从敌对的关系变为正常国家关系。第二次重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变，由于先前中美两国和解的战略基础消失，在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颠簸之后，两国重新认定了共同利益，成功地实现了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重建了两国关系。现在要提出再次重建中美关系。
王辉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一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的态度和相互感知的影响。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两国之间不再具备共同的战略纽带，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并存在误解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尽管认知总是因时、因人而异，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美国历任总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各不相同，但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纵观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判断与对华政策演变的轨迹，仍然可以发现其内在逻辑。
葛天任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邓海云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一直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由地方财政支撑推动的。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趋缓导致旧的地方财政模式面临调整。因此，由地方财政支撑的社会治理创新面临可持续性挑战，社会治理需要寻找低成本、高收益的创新模式。基于对北京、上海、深圳社会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深圳的社会治理创新内生动力最强，对政府财政资源的依赖程度最小，其经验在新发展格局下更值得其他城市借鉴。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有其政治经济基础，探索持续创新之路应得到研究者和决策者重视。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自夏商以降，中国在东部季风区的基础上逐步扩展为一个完备的农业形态国家。而季风区与干旱区的交汇线，同时是民族融合、思想交流的碰撞线。同时，这条线也分割出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在农耕区，自秦汉以来，我国逐渐建立起“郡县官僚”制度，它需要以农业生产剩余作为物质基础。在边疆地区，我国则以册立土司的分封制为主，由此便形成了“郡县”与“封建”并立的“一国两制”格局。历经秦、明、清三代的制度化努力，特别是清代“改土归流”的举措，“大一统”的格局持续深化，治理形式多元而统一。因此，“一国多制”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治理经验。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表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从去年开始有了强劲的复苏，给今年经济增长带来乐观的前景。不过，从目前国内外的变化来看，在下半年整体宏观经济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下半年金融防风险的压力和挑战将更为严重，对企业和政府部门而言，应避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战略上和发展布局上要有所调整，因为稳杠杆和调结构将是下半年政策调整和企业发展的主题。
杨良松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
姚姝姝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曹明碧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土地出让收入规模较大，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较高，且东中西部普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收入高度分权，市县级财政获得了绝大多数收入，市县级财政尤其是市级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而中央和非直辖市的省级财政收入分成率与依赖度较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布和分权意味着本次改革主要影响市县财政，一方面将有利于规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另一方面，改革对市县财政的可能冲击也不容忽视。
张晓晶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新发展格局下，消费驱动将成为最重要的内容。由于短期内收入分配格局很难改变，以消费信贷支持消费驱动就是很自然的政策选项。但目前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购房，任何增加消费信贷的努力大都会被购房所吸纳，凸显居民稳杠杆之难。特别要注意的是，在稳杠杆过程中，要看到居民、企业、政府杠杆之间的交叉和关联，因此要从系统观念、公平思维角度思考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更多承担起公共服务职能，通过提供更多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来减轻居民加杠杆压力，以政府加杠杆来支持居民稳杠杆（甚至去杠杆）。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应当特别注重如下六大领域。第一，完善金融机构体系。第二，调整债务市场结构，提高债券融资的比重。第三，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要特别强调注册制和有效的退出机制。第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要发展、积极推动非居民购买人民币定值的金融资产。第五，筑牢金融基础设施，它包括支付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金融监管、投资者保护制度等。第六，发展金融科技。金融科技作为创新，显然需要严格的产权保护，否则难以为继。
任泽平团队
任泽平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20年中国城镇住房套户比为1.09，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分别为0.97、1.08、1.12，中国住房整体已经静态平衡，但是区域供求差异极大，随着人口往都市圈城市群流入，未来仍面临住房短缺现象，但东北、西北以及非都市圈城市群的低能级城市，由于人口外迁严重，不仅已经出现供给过剩，而且未来过剩程度还将加深。因此，须重视区域差异中的结构性机会和风险。新一轮房改（新房改）的关键是人地挂钩、控制货币和房产税。
马洪喜
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步入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大国之间的竞争态势愈演愈烈。出于全面遏制打压中国崛起之目的，美国在诸多领域挑衅中国利益，中美关系呈现出滑坡趋势。与此同时，自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对俄罗斯施加严厉制裁，美俄关系倒退的态势也越趋明显。与美中关系、美俄关系进入"严寒期" 不同，中俄关系提质升级。但是，在美国看来，中俄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拉近对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的利益构成严峻挑战，尤其自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俄关系的加速发展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影响。
张衔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杜波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期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本质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胡玉鸿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权利的发展经历了由自然权利到政治权利再到社会权利的阶段进化，体现了人类社会在不同时代所不同的权利需求。然而，对于何谓社会权，时至今日在国内乃至国际社会都还缺乏一个标准的概念界定。一种新型的权利不仅需要论证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也同样需要界定其内涵和外延，以使这类权利的界限能够得以明晰。由此，就社会权的核心要素进行系统提炼，并对质疑此等权利是真实、有效权利之诸观点进行有力驳斥，以期最终证成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就显得必要。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王宇哲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高欣弘
工银国际宏观经济分析师
长期来看，充分释放供给侧红利仍然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我们认为，着眼于治本的政策定力直接指向关系经济转型全局的重要方向性慢变量，一系列旨在完善和优化供应链的政策，即便带来短期成本但依旧具有不容置疑的长期优先级。“十四五”和更长时期内中国经济转型的钥匙仍然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旨在增强劳动力红利、资本效率、技术突破的长期政策不仅是升维竞争的核心要义，也是大国竞争的成败关键。
万喆
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经济变迁和政策制度的影响，可能是跨代际的。改变并不在当时所受影响的一代人身上马上显示，因为他们虽然受到了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的最直接冲击，但其观念改变有一个滞后期，其文化背景和传统习惯不会马上发生改变，而是在行为上直接适应“新形势”，思想上在一段时间却依然沿袭“旧制”。而下一代人出生于“新形势”，其所经受的经济变迁和政策环境对其行为没有“冲击”，但对其思想有“孕育”，他们才是最终承载文化性、思维性改变的人，从而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可以用三个特点概括：规模大、监管弱、管制多。这与我国过去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政府兜底、经济高速增长有关。而现在，这套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受到了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下降，支撑金融稳定的两个要素也在弱化。基于此，应从改革、开放、创新入手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同时改善监管框架；开放方面，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平衡开放和效率稳定之间的关系；创新方面，在金融结构上应更多发展直接融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此外，风控等领域的创新也大有可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