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郭焦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李继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预计国内疫情有望在一季度得到有效控制，国际疫情有望在二季度得到控制，下半年全球经济基本恢复。预计石油需求负增长，天然气需求不及预期，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增长态势，煤炭需求总体较为平稳。综合而言，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速较前两年进一步放缓；同时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方长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从全球层面看，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挑战。过去我们讲全球治理赤字，我们较多关注是治理机制的供给不足或者效率不高，但是治理的议题相对比较明确，如生态环境、金融、难民等领域议题，而且很多议题都是人类社会自己在活动中产生的，可控性较强。这次新冠疫情提示，我们更要关注来自未知世界特别是自然界产生的治理问题，其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我们治理能力可能一段时期的绝对不足性，构成了全球治理新挑战。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人、首席教授、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
综合考虑现在全球疫情可能的发展和延续，结果令人相当悲观。面对病毒疫情，在社会舆论汹涌的压力下，各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极端措施，即便仅仅维持到今年夏季结束，还是会失去半年时间，而在这半年时间里，10亿发达市场的人口在家，8.5亿学生停学，世界经济实质上处于停摆状态。这就意味着，二战后最大的一次世界性大萧条正在敲门。
李黎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种自然灾害，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冲击，推动了我国近些年潜滋暗长的“明斯基动态”加速。同时，它还在全球引发了金融动荡和恐慌的“次生灾害”，有可能导致这种动态不断升级。因而，我们必须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正视疫情冲击所带来的潜在风险，通过综合、协同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遏制和改善“明斯基动态”，防范“明斯基时刻”的暴发，从而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
赵红军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
在经济学的视野下，新冠疫情乃是典型的供求冲击。它危害到人群的健康与生命安危，也影响着正常的交易、旅游、聚会；还影响着工厂的投资、生产乃至全球布局。因此，说新冠疫情是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次剧烈震荡和冲击的确毫不为过。但与其说新冠疫情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沉重打击或者说挑战，还不如说它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次不得不反思、不得不转型升级的机遇。
韩炳哲
韩裔德国哲学家
翻译：苏子滢
与欧洲相比，已证明能有效抗击疫情的亚洲体系有什么优势呢？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比欧洲人更顺从、服从，也更信任国家，其日常生活从根本上说组织得比欧洲更严格，不仅中国，韩国和日本也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亚洲人动用了大规模数字监控来对抗病毒，他们相信大数据在抗击流行病方面有巨大潜力。欧洲尚未认识到这种范式转变，数字监控的辩护者将宣称大数据能拯救人命。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这次新冠病毒或许是人类这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疫情灾难还在继续。也许人类身处风险世界，不可避免地犯下“弃真”或“纳伪”的错误，但重要的是人类需要直面我们身陷其境的风险社会，需要对我们人类行为进行反思和纠错，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新冠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人们需要摒弃前嫌、放下“傲慢与偏见”，携手并肩，休戚与共，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昕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教授
全球股市剧烈波动与美股罕见多次熔断并非必然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疫情冲击导致的生产停摆与需求萎缩，进而影响企业资金链状况是股票剧烈波动与美联储“无限量”宽松的主要诱因。现阶段，“经济活动显著下降”确实满足NBER对经济衰退的判断标准。至于全球经济衰退是否构成史上第二次大萧条依然需要从衰退的持续期与衰退对就业市场等宏观经济基本面指标的冲击程度进行事后研判。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把资金输送到中小微企业，并不容易。一是获客难，中小微企业规模小、数据少、地理位置分散，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了解不多。二是风控难。传统银行的风控模型要看历史数据、抵押资产等，一些中小微企业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解决上述两大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大科技平台发挥长尾效应的优势，链接数以亿计的企业与个人，有助于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摸清中小微企业的状况并实时了解它们的变化。运用大数据掌握充分信息，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打通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戴维•赫尔德
英国杜伦大学大学学院院长、《全球政策》总编辑
翻译：李秋祺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讲师
那些成就了战后多边秩序的政治经济因素，现在反而成为了让全球化体系陷入“僵局”的原因。在战后秩序中，由于全球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今人类社会的互通往来比1945年的时候更加重要了。人们对全球合作的诉求从未如此之高。与此同时，可以满足这些诉求的制度化合作却停滞了。在许多领域中，多边的跨国合作已经日趋无效，出现了核扩散、轻小武器激增、恐怖主义、失败国家、全球经济失衡、金融市场波动、世界贫富不均、水资源匮乏、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现象。
赵建
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已经证明，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并不是那些钢筋混凝土基础设施，而是能带来预期稳定（人心）和激发要素积极性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文化。所以，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才是国家长期积累沉淀，能有效抵御各种重大风险的核心资产。因此，国家核心资产的精髓是制度和文化，最需要的“新基建”是制度体系的建设。
王凡
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曹方
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何颖
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自新冠病毒暴发以来，在传播机理、潜在宿主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民众焦虑恐慌心理双重加持下，我国科技决策支撑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国应急科技支撑研究在人才建设、组织协调、配套保障等方面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难以满足从中央到地方决策需求。与常态化咨政建言相比，应急条件下动员机制和研究模式也面临时效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诸多挑战。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财政赤字率不仅要突破3%，同时可以考虑突破3.5%。货币政策必须明确向适度宽松政策进行转变，包括准备金率的大幅度下调、利率下调，特别我们应当考虑将接近10%的准备金率所冻结的十几万亿资金转化为国债或特别债券，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宽松腾挪出空间。在全球都进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的保守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国过度地承受全球疫情和“休克停摆效应”所带来的成本。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当前复工难的根本原因正是政策两面性太强，主导方向不明朗，既要有序复工，又要不出现一个新增病例，其严肃处理程度在有的地方不亚于“一票否决”。如果中央一声令下，明确要求湖北武汉之外的地方把复工排在第一位，各地政府马上就会行动起来。至于复工后的防疫应对，除湖北武汉外的其他地区可借鉴“新加坡模式”，备足医疗资源，学会与零星的疫情相处，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教授
要下决心坚决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扩大基建应当偏重于调水改土这样的可以形成资产的重大和配套项目，以增加土地要素；以土地体制改革盘活农村巨额的低利用资产，使农民能使用和发挥自己土地要素的优势，调动他们创业的积极性，较快地增加他们的收入；用农民还有对耐用消费品、汽车和舒适住宅的需求，延长工业化时间；推进市民化的城镇化，一方面获得经济增长的空间聚焦推动力，另一方面土地适当集中，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效率。
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新冠疫情的影响反映出大国战略竞争态势的固化。疫情所带来的共同挑战未能推动大国关系改善和新一轮大国合作。一是疫情期间，在亚太海上安全、中东地缘政治等领域，竞争的势头依然明显。二是即使主要大国都把抗击疫情作为头等大事，但在政府之间并未形成团结协作的局面。三是疫情相关问题通过社交媒体不断发酵，成为大国之间的新问题，进一步损害大国关系的舆论和社会基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