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受访者：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
采访者：王延春
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疫情在全球其他国家的暴发将增加中国产业面临的输入性风险。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内外部冲击，疫情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很可能演化为系统性的经济风险。中国疫情初期，制造企业停产，造成产业链断供和内部断链，现在国外疫情持续恶化，全球消费下降，连带着中国的进出口下降，美国、韩国和欧洲等是中国重要的中间产品进口地，这些国家的疫情恶化可能会对中国产业链造成再次的冲击。
韩召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黄钊龙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是积极利益集群和消极利益集群相互博弈平衡的结果,因而,中美关系的未来主要取决于积极利益集群和消极利益集群的具体变化。从战略安全和经济关系这两个最主要的积极和消极利益来看,中美关系的"落点"将呈"下沉"趋势,这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进行,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强度可能更趋激烈。但由于以经贸关系为主的积极利益集群的正向作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因而中美关系不会在短时间内"脱轨",更不会发展到全面的战略对抗甚至战略冲突的境地,中美关系将继续 保持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整体状态,只不过竞争的意味会越来越浓。
董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教授
事实上，援欧抗疫的意义远远超过医疗援助的本身，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跨越。首先，这标志着发展模式多元化时代的真正来临。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将会与西方发展经验和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共同重构全球发展治理。其次，这标志着中西方长期失衡的权力关系步入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最后，这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现代的弘扬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中国此次全球抗疫援助，既不是传统的慈善，也不是冤大头撒钱；而是一种对西方长期支持中国的回馈，更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全球责任的觉悟。
吴金铎
长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信息基础设施”这类“新基建”光靠短期大规模投资是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的，“新基建”大可不必为了当前的稳增长任务而一哄而上。追求投资速度而过度投入和重复建设，很容易造成“新基建”若干年后的产能过剩，当年的光伏产业和“四万亿”之后煤炭钢铁等行业过剩的代价是巨大的。更不要为了追求现阶段的增速而忽略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标，无视科技领域的短板，毕竟“新基建”很多产业光靠物质资本投入是不够的，国家创新实力的培养不是依靠投资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孙彬彬
天风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考虑到2月低基数以及复工率的逐步提升，3月PMI本应大幅反弹，52%的PMI表明当前复工率虽高但实际复产率并不乐观，或者也有可能在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经营在恶化。以PMI生产指数拟合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结合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可以判断3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依然会出现大幅下滑。由环比指数换算的PMI同比指标，依然处于显著负增长区间，也表明当前复工复产状况不佳。
金刻羽
哈佛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
这次的危机的下行深度，很有可能会和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相似，但其恢复的速度，会比较为温和的2008年大衰退更快。应对这种巨大的经济冲击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作最坏的打算，寄最好的期望。这至少是所有政府为了拯救百姓于真正的经济萧条中所应该做的，而是否会陷入大萧条时期那样严重的情况，关键在于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以及行动速度。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的局面很清楚，尽管中国在1-2月最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但由于控制得力，它仍会是最可能在全球衰退中把握机会实现快速恢复和持续增长的国家。对政治领袖和投资者而言，不认识到这一点将会产生误判，并且对正在陷入危机和衰退中的全球经济的未来不会有任何好处。选择离开中国将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的机会来自于其更早地控制了疫情这一事实。
刘俏
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基于我们对疫情冲击的重新评估，现在到了出台力度更大的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了。我们讨论怎么去看新冠疫情的本质，怎么去理解总量经济和结构问题之间的关系，主要想强调宏观政策应该从消费、就业、中小微企业出发，需要去回答正确的问题（即使答案不完美，当然基于各种仍在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也不可能完美），而不是去完美地回答错误的问题。
胡冰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限制农产品出口的国家并不代表全球农产品贸易的主流，其出口禁令也不是因为反对现有贸易体系，而是为了保障疫情下的民生物资并适当调高食品供应的安全冗余。之所以要这么做，则是因为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国应对疫情的物资保障不够稳固。但这些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限制，不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后疫情时代，将在一段时间里延续抗疫时期所焕发的“新国家中心主义”，以保障各种资源和民生目标的调整与发展。与之相适应，国际治理和区域治理进程将会持续调整。后疫情时代不会终结地区治理机制，只是需要在“新国家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升级。后疫情时代，联合国机制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作用仍然不可替代。尤其是如何思考、制定和执行与生物安全以及公共政策、社会生活三者同时有关的规则和规范，从世界卫生组织到联合国各专业委员会，都将承担重要的责任。
冯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宋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度全年全国旅游总人次和总收入造成的损失超过20%和30%，其中春节期间和第一季度损失规模更大、程度更深。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遭受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一次冲击。科学研判旅游业受疫情影响程度和趋势，对于完善相关政策安排，明确未来发展思路与工作重点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建议政府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制定相应支持性政策，分区分级引导旅游业有序复工高质复产，并推动旅游产业和产品创新。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是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卫生、医疗、药品、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需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新的利益平衡。需要阶梯式进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联动改革。建议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愿景可确定为：政府市场双到位、公立民营双发展、中医西医双融合、公平效率双兼顾、医生患者双满意。
李海东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已席卷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很多国家因疫情严重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场疫情已堪称一场具有时代影响的重大事件，迫使人们对它将如何影响当下国际关系格局进行再思考。总的来说，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世界应对这场疫情的历程很可能会为塑造一个更加稳定合理的国际关系格局提供一些启发性思考。
刘陈杰
望正资产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
初步的分析表明，新冠疫情当前对中国就业形势已经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两种方法估算的摩擦性失业(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总规模在1.5亿-2亿人之间。随着复工复产的加速和经济扶持计划的激励效应发挥作用，就业压力可能在未来一个阶段稍微缓解。但是，从就业总量上来看，全年的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从就业结构上，大学生就业，服务业就业和外需相关的制造业就业压力较大。
顾慧君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目前各个机构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大致可分为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类。乐观情境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在1%左右，那么我国出口同比下滑大约9%；中性情境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在0%左右，那么我国出口同比下滑大约15%；悲观情境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在-1%左右，那么我国出口同比下滑大约20%。我们应当重视出口下滑的次生影响，原因有三点：一是如果出口和投资同时下滑，我国经济增长大概率会受到冲击；二是出口带动的产业链既宽又长；三是出口承载的就业人口数量大。
徐远
北大国发院金融学教授
现在需要另外一次大动作，同样包含内需和外需两个方面。内需就是“二次房改”，大规模建设安居房，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外需就是“二次开放”，对应之前WTO带来的“一次开放”。“二次房改”和“二次开放”综合，可以保证未来10-15年每年5%以上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到2035年经济总量再翻一番，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有了保障。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